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论，而言之者或不免于有所避就，故多失之。若诸公熙宁《日录》之辩是也。尝记顷年获侍坐于故端殿上饶汪公，纵言及于《日录》，熹因妄谓《日录》固为邪说，然诸贤攻之亦未得其要领，是以言者渎而听者疑，用力多而见功寡也。盖尝即其书而考之，则凡安石之所以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，使不得遂其大有为之志，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者，其隐微深切，皆聚此书。而其词锋笔势纵横捭阖，炜烨谲诳，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，非安石之手不能书也。以为蔡卞撰造之言，固无是理。况其见诸行事，深切著明者，又已相为表里，亦不待晚年怼笔有所增加而后为可罪也。然使当时用其垂绝之智举而焚之，则后来载笔之士于其帷幄之间深谋密计虽欲毕力搜访，极意形容，势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。而传闻异词，虚实相半，亦不能使人无溢恶之疑。且如「勿令上知」之语，世所共传，终以手笔不存，故使陆佃得为隐讳。虽以元祐众贤之力，争辩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（此见陆佃《供答史院取问状》。）。何幸其徒自为失计，出此真迹以暴其恶于天下，便当摭其肆情反理之实，正其迷国误朝之罪，而直以安石为诛首，是乃所谓自然不易之公论。不唯可以订已往之谬，而又足以开后来之惑。柰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，反为迂曲回互之言，指为撰造增加、诬伪谤诋之书，而欲加刊削，以灭其迹乎？汪公叹息，深以愚言为然。今观闲乐陈公遗帖、了斋陈公表稿，追忆前语，自愧学之不进，所知不能有以甚异于往时，又叹汪公之不可复见也，为之掩卷太息而书其后。抑又尝怪了翁晚岁之论多出此帖之馀，然其自讼改过之书，曾无一言以及此。而独谓龟山杨氏寔发其机（语见《责沈》。其所赠兄孙渐者，即几叟少卿，后改名渊者也。几叟，杨公之婿，尝以杨公之语告翁曰：「更留那老子做甚底？」翁初亦骇其言，几叟复为反复申言之，翁乃悔悟，故其语曰：「余之自讼改过，赖其一言。而渐于是时亦以所闻警余之谬云。」），是则论者亦颇疑之。而以今考之，此书之作寔在建中、崇宁之间（书云：「吾友迁谪，犹居善地」，疑居袁州时也。），且其言犹以《日录》为蔡卞之所托。而其后了翁合浦《尊尧》之书，亦未直攻安石也。至于大观初年，而后四明之论始作（进表虽在政和元年，然公居明州，实大观初年也。）。则其推言所自，独归功于杨氏，而不及闲乐，有不可诬者矣。顾其后书虽谓天使安石自写诬悖之心，然犹有「怼笔增加，归过神考」之云，则终未免于所谓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。又观闲乐此书之指，所以罪状安石者至深切矣，然考其事，不过数条。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，废《春秋》而谓人主有北面之礼也，学本出于刑名度数而不足于性命道德也，释经奥义多出先儒而旁引释氏也。是数条者，安石信无所逃其罪矣。然其所以受病之源，遗祸之本，则闲乐之言有所未及，而其所指以为说者，亦自不能使人无可恨也。今亦无论其他，而姑以安石之素行与《日录》之首章言之，则安石行己立朝之大节在当世为如何？而其始见神宗也，直以汉文帝、唐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，复以诸葛亮、魏玄成之不足为者自任，此其志识之卓然，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，而岂一时诸贤之所及哉！然其为人，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，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。其所论说，盖特见闻亿度之近似耳。顾乃挟以为高，足己自圣，不复知以格物致知、克己复礼为事，而勉求其所未至，以增益其所不能，是以其于天下之事，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于前，又以狠愎徇私而败之于后。此其所以为受病之原而闲乐未之言也。若其所以遗祸之本，则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，使之悦其高、骇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无矣。及其任之以事而日听其言，则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无也，于是为之力拒群言而一听其所为，唯恐其一旦去我而无与成吾事也。及其吁谟既久，渐涵透彻，则遂心融神会而与之为一，以至于能掣其柄而自操之，则其运动弛张，又已在我，而彼之用舍去留，不足为吾重轻矣。于是安石卒去，而天下之政始尽出于宸衷。了翁所谓「万几独运于元丰」，闲乐所谓「屏弃金陵，十年不召」者，盖皆指此。然了翁知其独运，而不知其所运者乃安石之机；闲乐见安石之身若不用，而不知其心之未尝不用也。是以凡安石之所为，卒之得以附于陵庙之尊，托于谟训之重，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议，以至于鱼烂河决而后已焉。此则安石所以遗祸之本，而闲乐亦未之言也。若闲乐之论祖宗法度但当谨守而不可变，尤为痛切，是固然矣。然祖宗之所以为法，盖亦因事制宜，以趋一时之便，而其仰循前代，俯徇流俗者，尚多有之，未必皆其竭心思、法圣智以遗子孙，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。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，则变而通之，是乃后人之责。故庆历之初，杜、范、韩、富诸公变之不遂，而论者至今以为恨。况其后此又数十年，其弊固当益甚于前，而当时议者亦多以为当变。如吕正献公父子《家传》及河南程氏、眉山苏氏之书，盖皆可考。虽闲乐此论若有不同，而不免亦有「仁皇之末，适当因革之时」之说，则是安石之变法，固不可谓非其时，而其设心亦未为失其正也。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讲精思，以为百全无弊可久之计，是以天下之民不以为便。而一时元臣故老、贤士大夫群起而力争之者，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实，至其所以为说，又多出于安石规模之下，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，以为天下之人真莫己若，而阴幸其言之不足为己病，因遂肆其狠愎，倒行逆施，固不复可望其能胜己私以求利病之实，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。此新法之祸所以卒至于横流而不可救。闲乐虽能深斥其非，而未察其所以为非者乃由于此，此其为说所以不能使人无所恨者一也。至谓安石远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，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册，虽时有先后而道无古今，举而行之，正不能无望于后之君子。但其名实之辨，本末之序，缓急之宜，则有不可以毫釐差者。苟能于此察焉而无所悖，则其遗法虽若渺茫不可稽考，然神而明之，在我而已，何不可行之有？彼安石之所谓《周礼》，乃姑取其附于己意者，而借其名高以服众口耳，岂真有意于古者哉？若真有意于古，则格君之本，亲贤之务，养民之政，善俗之方，凡古之所谓当先而宜急者，曷为不少留意，而独于财利兵刑为汲汲耶？大本不正，名是实非，先后之宜又皆倒置，以是稽古，徒益乱耳，岂专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？闲乐不察乎此而断然自画，直以三代之法为不可行，又独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讥之，此又使人不能无恨者二也。若安石之废《春秋》，语北面，则亦其志识过高而不能穷理胜私之弊。是以厌三传凡例条目之烦，恶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过者，而不思其大伦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诬者也。因前圣尊师重道之意，以推武王、太公之事有太过者，而所以考其礼之文者有未详也。是其阙于审重而轻为论说，直废大典，固为可罪。然谓其因此而乱君臣之名分，又并与《孟子》迭为宾主之说而非之，则亦峻文深诋而矫枉过直矣。此又其使人不能无恨者三也。若夫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，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，然其相为表里，如影随形，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。今谓安石之学独有得于刑名度数，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，是不知其于此既有不足，则于彼也亦将何自而得其正耶？夫以佛老之言为妙道，而谓礼法事变为粗迹，此正王氏之深蔽。今欲讥之而不免反堕其说之中，则已误矣。又况其于粗迹之谬，可指而言者盖亦不可胜数，政恐未可轻以有得许之也。今姑举其一二而言之。若其实有得于刑名度数也，则其所以修于身者，岂至于与僧卧地而顾客禠衣，如钱景谌之所叙乎？所以著于篇者，岂至于分文析字以为学，而又不能辩乎？六书之法，如《字说》之书乎（了翁以为安石之进《字说》，盖欲布之海内。神考虽好其书，玩味不忘，而不以布于海内者，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。此亦非是。夫《周礼》六艺之教所谓书者，不过使人以六书之法分别天下之书文，而知此字之声形为如何，欲其远近齐同而不乱耳。非有真空无相无作之说也。安石既废其五法，而专以会意为言，有所不通，则遂旁取后来书传一时偶然之语以为證。至其甚也，则又远引老佛之言，前世中国所未尝有者而说合之，其穿凿舛缪，显然之迹如此，岂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，而亦岂可谓其有得于刑名度数之末哉？不唯以此自误，又以其说上惑人主，使其玩味于此而不忘，其罪为大。了翁之言，盖亦疏矣。）？所以施于家者，岂至于使其妻穷奢极侈，斥逐娣姒而诟叱官吏，如林希、魏泰之所书？岂至于使其子囚首跣足，箕踞于前而干预国政，如邵伯温之所记乎？所以施于政者，岂至于乖事理、咈民情，而于当世礼乐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，乃不能一有所正，至其小者，如鹌鹑公事，按问条法亦皆缪戾烦碎，而不即于人心乎？以此等而推之，则如闲乐之所云，亦恐其未免于过予，而其所以不能使人无可恨者四也。若其释经之病，则亦以自处太高而不能明理胜私之故，故于圣贤之言既不能虚心静虑以求其立言之本意，于诸儒之同异又不能反复详密以辨其为说之是非，但以己意穿凿附丽，极其力之所通而肆为支蔓浮虚之说。至于天命人心、日用事物之所以然，既已不能反求诸身以验其实，则一切举而归之于佛老。及论先王之政，则又骋私意、饰奸言以为违众自用、剥民兴利、斥逐忠贤、杜塞公论之地。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为事者，则或苟因旧说而不暇择其是非也。闲乐于此乃不责其违本旨、弃旧说、惑异教、文奸言之罪，而徒讥其奥义多出郑、孔，意若反病其不能尽黜先儒之说，以自为一家之言者，则又不能使人无恨者五也。夫安石以其学术之误，败国殄民，至于如此，而起自熙、丰，讫于宣、靖，六十年间，诵说推明，按为国是。鄙儒俗生随风而靡者既无足道，有识之士则孰有不寒心者？顾以奸贼蔽蒙，禁网严密，是以饮气吞声，莫敢指议。独两陈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，其于平居书疏还往，讲论切磨，唯恐其言之不尽，斯亦可谓贤矣。然其所以为说者不过如此，岂其所以为学者亦自未得圣贤之门户，所以观理制事者犹未免于有蔽而然耶？故尝历考一时诸贤之论以求至当，则唯龟山杨氏指其离内外、判心迹，使道常无用于天下，而经世之务皆私智之凿者，最为近之。其论绍述而以为当师其意，不当泥其迹者，亦能曲尽其理之当，而无回互之失（见《龟山语录》因邹道乡之论而发者。）。虽元城刘公，所谓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（刘公语见韩瓘《谈录》。），不但两陈公而已也。然及其请罢庙学配食之章，则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，以正其罪。顾乃屑屑焉偏指《凫鹥》一义以为实奢汰之原，此为获杀人于货之盗而议其窃钩之罪，对放饭流歠之客而议其齿决之非，视两陈公之言，乃反有不能及者。是以至今又几百年，而其是非之原终未明白。往者虽不足论，而来者之监亦学者之所不可不知也。故窃并著其说，以俟同志讲而择焉。

己未八月，因为精舍诸生说，偶记庄生语云：「其所谓道非道，则所言之韪不免于非」，此正王氏之谓也。后两日，有语予曰：「荆公正坐为一道德所误耳」。予谓之曰：「一道德者，先王之政，非王氏之私说也。子何病焉？若道此语于荆公之前，彼不过相视一笑而言曰：『正为公不识道德耳』。吾恐子之将无词以对也」。两转语偶与前说相似，故笔其后云。

某之至契叶元吉名祐之之母孺人张氏，讳景昭，故将作监丞讳允恭之女。孺人孝敬明悟，自幼不独治女工，常亲书史，事亲竭情备养，有孝女之称。后归司农寺簿讳大显字仲谟，有异质，尝亲薛士龙、郑景望，官居守正民悦。湖海群寇，仲谟每有韬略，用事者虽不行其策，而舆论谓善。孺人以夫家司计者倜傥广费，孺人长虑，亟出玩服，治田太湖上。厥后祖业果告罄，而孺人所治之田遂为祭祀伏腊之需。祖姑适台倅孙君，老而无子，女子之子曰「传」，或疑其名，孺人曰：「是出乐天之诗『留与子孙传」』。孙君大惊，他皆类此。平居亦不切切，读诵过目辄记。元吉谓其虚明静一，如鉴中象，自然毕照。未尝作文章，曰：「非妇人所当为」。从寺簿历官中外，言不及政，曰：「非妇人所当为」。太湖之田虽不多，孺人铢积寸累，调度有方，日需不阙，醯醢殽核备具。宾客至，不知其为。事姑如母，惟所欲，不问难易。常储以供，而自奉甚约。岁时佐寺簿羞馈，祀必躬以严，必丰以洁，如是者二十有四年。姑殁，独春秋之事勤劳怵惕如初，他皆付幼子。米盐靡密则二女为之。曰：「他日为妇人亦所当知」。孺人言必端庄，事必谨审，高明而色柔，严正而气和。尊者不以贫贱废礼，卑者不以贵盛降意。奴婢不笞，困乏必恤。二女择配甚严，或以为太过，曰：「不然。是家故尝有了斋陈公为婿，不可使俗坏其素风」。士之有愿学请者，令诸子与之游，而远其张皇虚矫者。虽或以科第进，每以为戒。故元吉曰：「祐之由是不敢苟专试业，闭门不妄交」。某至吴，元吉来访，执礼甚恭。自言：「弱冠志于学，而未得其方。凡先儒所视者依而行，所诃者必戒，如是者十有七年，然终未相应。中间得先生《子绝四》碑一读，知此心明白广大，异乎先儒缴绕回曲之说，自是读书行己不敢起意。后寐中闻更鼓声而觉，全身流汗，失声叹曰：『此非鼓声也』。如还故乡，终夜不寐。夙兴，见天地万象万变，明暗虚实皆此一声，皆祐之本体。光明变化，固已无疑，而目前若常有一物。及一再闻先生警诲，此一物方泯然不见」。元吉弱冠与贡，孺人不以为喜；闻声而大警悟，孺人虽喜，而未至于甚。及元吉见某后归，道某言，且谓「若不见先生，止于半途」，于是喜甚。某访元吉，孺人已疾病。命二女听于屏间，尽记某之言以告。孺人举手曰：「幸甚，吾儿得此于先生也，吾死无憾矣」。垂绝，神气清明，无一语之差。时嘉定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乙未，终于正寝。卜以明年正月庚午祔于吴县至德乡陆公原寺簿之墓。子五男：祐之、辅之、涣之，二夭。四女，二夭，其一许嫁迪功郎、新台州宁海县尉陈自牧。孙男一：潜。元吉泣血请志铭于某，遂为之铭。铭曰：

孺人张氏，识高行懿。孝敬至矣，众善兼美。子顿悟觉，常情大喜。孺人虽喜，以其微蔽。逮其蔽除，始不胜喜。精明若此，古今鲜俪。

诗云：阁前千顷碧琅玕，乔岳苍松苦岁寒。此是万年峰上竹，何须更待雪中看。

了斋陈公以元丰己未擢进士三名，后数年为博士、校书郎，以鲠直不得久居中。徽庙初政，召为谏官，忤蔡京，谪扬州管库。钦圣持其事，改知无为军。明年，又自著庭、宰掾摄官琐闼，坐忤曾布出守海陵。崇宁元年，蔡京相，除名勒停，编隶袁州，寻移廉、移郴。五年春正月，以彗出仆碑，而京罢相，凡党人皆得归，故今岳山寿宁留题所谓「丙戌四月」，盖公东归道所从出也。后元丰一百二十年，当庆元己未，临邛魏某始以进士起家。又二十有八年，当宝庆丙戌，某得罪南迁。四月七日度湘，即公留题之日。会寿宁道士唐从善以是日掘地得公石刻，介郡人张南仲杞求一语记岁月。呜呼！人尝涉于忧患则见似而目动，闻名而心惕，故于公之忠孝大节所愿学也。若夫出处岁月之适相似，则吾甚惧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