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疑《近思》数条言仁一也，或在首卷矣，而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，乃在第二卷者，首卷状仁之德，公字乃为仁之法，所以属次卷。义利之辨不在第二卷，而在第七卷者，第三卷只论为学之法，若是利则不可以为学矣。如孟子言舜蹠之分，则蹠岂可以学论哉？四子之序以《大学》《语》《孟》《中庸》为次，《近思》乃杂诗书于《语》《孟》之后。专言四子则不及诗书，泛言读书则杂以诗书，亦各是一意，于学者用功初不相悖也。义理有疑一段而重出，此却可疑，但「濯去旧见，以来新意」，此句于学者读书之法颇精密，故先言之；最后劄记之语稍浅近，故列之于后，然不重出前数语，则又不成文理，此不妨重出也。致知在主敬前，亦当如此。若《大学或问》先以持敬补小学，而后及大学，则与此不同。然若不致知，则又不知持敬为何事耶。先生尝云：「居敬以立其本，穷理以致其知。本立而知益明，知精而本益固」。则亦不妨其互相为先后也。凡此皆非大义所系，但觉《近思》旧本，二先生所共编次之日，未尝立为门目，其初固有此意，而未尝立此字；后来见金华朋友方撰出此门目，想是闻二先生之说，或是料想而为之。今乃著为门目，若二先生之所自立者，则气象不佳，亦非旧书所有，不若削去，而别为数语，载此门目，使读书者知其如此，而不失此书之旧为佳。试与真丈言之如何？《通鉴纲目》昨见旧本只是周威烈前数有诸国征伐，至弑戮十数万人者皆不载。尝以禀先生，答云：「此岂可不载」？遂添得数段，后欲重修而未暇也。如此大部帙，其间岂无疏漏处，然其大经大法则正大的确，非前辈诸儒所能及也。僭易及之，更幸赐教。

便中两辱书诲，感感。知遂从提举李兄游，深以为喜，然不喜足下之得为属，乃深喜得亲师友，讲道谊以广见闻也。人之道莫切于学，学之道莫切于居敬而穷理。举世昏昏，莫知学问之方，而世所谓儒者，又多虚言以欺人，而实自欺，仙乡诸长上为尤甚。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职，而后生为其所惑，甚可怜也。今乃得与李兄游，又味道亦是乡人，更宜朝夕相亲，有疑则扣，不得不止。异日见得端的，方知鄙言之不妄也。不可只以公事虚度，岁月诚可惜也。一旱如此，事甚可忧。衰晚不才，旦夕即上归休之请，若遂所欲，或又可拜见也。庄生行遣如此之严，亦去一大奸，当涂之幸也。

干诸况如常，杜门读书，所恨者朋友可与讲习者难其人耳。病躯支离，度不可复求友于四方矣。来谕为学之方，语意极端正精实。近亦颇觉古人为学，大抵先于身心上用功，如危微精一之旨，制心制事之语，敬胜、怠义、胜欲之戒，无非欲人检点身心，存天理、去人欲而已。然学问之方，难以人人口授，故必载之方策；而义理精微，亦难以意见揣度，故必参之圣贤。故初学之法，且令格物穷理，考古验今者，盖欲知为学之方，求义理之正，使知所以居敬集义，而无毫釐之差，亦卒归于检点身心而已。年来学者但见古人有格物穷理之说，但驰心于辨析讲论之间，而不务持养省察之实，所以辨析讲论者又不原切问近思之意。天之所以与我，与吾之所以全乎天者，大本大原，漫不加省，而寻行数墨，入耳出口，以为即此便是学问。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，与夫应事接物，无一不相背驰。圣人教人决不若是。则虽曰学者之众，而适足以为吾道之累也。《中庸》之书，首言戒惧慎独，次言智仁勇，终之以诚。此数字括尽千古圣贤所以教人之旨。戒惧以致夫中者，居敬之谓也；慎独以致乎和者，集义之谓也。致中和，岂非检点身心之谓乎？智，求知夫此者也；仁，行夫此者也；勇，勉夫此者也。亦不过求所以致夫中和也。如此而加之以诚，则真知实行，而其勇不可及矣。故学者立心，便当以持养省察为主，至于讲学穷理，而持养省察之意未尝少懈，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义愈精矣。不以持养省察为主，而曰吾惟讲学穷理者，皆务外者也。来谕以「义以方外」为随事省察，即物推明，似便以是为格物致知之事。窃尝谓古人敬义两字，且就念虑上用工。敬是持养此心，而欲其存于内者无不直；义是省察此心，而欲其应于外者无不方。居敬集义乃是要检点自家身心，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晓事物道理，其主意不同，不可合而言之也。又谓贞者万殊之所以一本，元者一本之所以万殊，如此，则亨、利两字又当顿在何处？「一本万殊」四字，朱先生于一贯处言之，以其一故曰一本，以其贯故曰万殊。一以贯之，以此之一贯彼之万，故忠为一本，恕为万殊也。今欲以四德言之，则利当为一之始，贞当为一之终，元当为万之始，亨当为万之终。自亨而利，则由万而趋于一。至于贞，则成夫一也，自贞而元，则由一而趋夫万，至于亨则成夫万也。似此方始无病，此又穷理之不可不察也。大抵讲学命词，易得有差，治报草草，未能无病，恐有所疑，往复为幸。要之，朋友笃实用功，实难其人，惟契兄勉之，吾道之望也。

天地之间，一阴一阳，两仪立焉。阴阳有老少，四象生焉。形而上谓之道，形而下谓之器，语大天下莫能载，语小天下莫能破，皆不出是四者而已。人之一身，仁礼为阳，义智为阴，两仪也；仁为木，礼为火，义为金，智为水，四象也，形而上者也。肝心为阳，肾肺为阴，两仪也；肝为木，心为火，肺为金，肾为水，四象也，形而下者也。耳目鼻口之分，少长老死之变，喜怒哀乐之感，恻隐、羞恶、辞逊、是非之情，与夫五常百行，未有出四者之外者也。语大则天地日月鬼神四时不能违也，语小则一草一木无不具也。四者之妙，其渊深广大如此。人之所以与天地并而无间者，于此器之中具此道也。所以为圣为贤，而超乎人物者，于此器之中由此道也。格物致知，穷此道也。存诚居敬，守此道也。无以穷之，则罔然无所见；无以守之，则茫然无所得。虽具人之形，其与夷狄禽兽不远矣。世教不明，学者知之而未必求，求之而未必熟。不至乎熟，犹无见无得也；至乎熟，则动容周旋，无适而非四者之用也。古之君子所以自强不息者，亦将所以熟之也。开禧丁卯，尚书宇文公出帅江陵，宣威荆襄，辟许君为属，而列予于下陈。虽以病辞不果行，而因以得交于许君。一日相与语康节先生之学，有感于数之起于四者，予因极言之，以谂许君，且以自警云。长乐黄干序。

嘉定丙子仲秋上丁之翌日，同舍诸贤会于先师之祠下，祀事毕，俾干讲明先师教人之意，愚不肖何足以当此？重念废学日久，政有望于讲习之益，故敢僭言之。窃谓先师之道，本诸无极二五流行发育之妙，具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之间，存之则为圣为贤，去之则为下愚、为不肖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躬行于上，孔子、孟子、濂溪、二程讲明于下，迨我先师剖析毫氂，穷极幽眇，推明演绎，炳如日星，为学者虑至深切也。至其教人之方，则曰居敬、曰穷理、曰力行，此又其谆谆反覆而屡言之者。所读之书则先之以《大学》，次之以《语》、《孟》，而终之以《中庸》，其为科级，则又皆可循序而进也。从游之士亦尝从事于斯矣。梦奠之后，笃信力行者不无其人，其间亦有如干之类弃其所学，日负初心者，可不深求其故耶？趋向卑而立志之不高，私欲昏而信道之不笃，寻行数墨而见理之不明，入耳出口而反躬之不实。此其所以粗有所闻，而不能期月守也。尝试思之，一命之爵，人未有轻辞之者，十金之产，人未有轻弃之者，以其可贵也。圣贤之道，其为可贵，岂直一命之爵、十金之产哉？受天地之中以生，而闻尧舜禹汤数圣人之道，居礼义之国，而得大贤以为之依归，岂可不诵之终身，而遽忘之乎？昔者孔孟之教人，曰「守死善道」，曰「舍生取义」。夫死生亦大矣，至于道义之可乐，则生不足恋，而死不足顾。生不足恋而死不足顾，则于圣贤之道如饥者不忘食，渴者不忘饮，行者不忘归，病者不忘起，犹未足以谕其切也。如是，则可以无负于先师之门矣。不然，则随波逐流，醉生梦死，卒为一世庸人，而不自觉也，岂不深可哀也哉！此则愚不肖之所深病，敢布露之，以庶几君子之见教焉。

《乾》之九三曰：「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。旡咎」。《文言》曰：「君子进德修业，忠信所以进德也，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」。

《坤》之六二曰：「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」。《文言》曰：「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敬义立而德不孤。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，则不疑其所行也」。

圣人作《易》，于《乾》、《坤》二爻首言学问之事以诲人，其旨深矣。《乾》之九三以阳居刚，得乾之正，而当人位之下；《坤》之六二以阴居柔，得坤之正，而居下卦之中。以其居中得正而复在下，故即二爻以明问学之道也。乾，天道也，至健而动，故曰「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」，以言其自强而不息，故虽忧危而实旡咎也。坤，地道也，至顺而静，故曰「直方」，以言其守正而不挠，故所蓄者大，而不习无不利也。人能自强如《乾》，守正如《坤》，学问之道无以复加矣。不能自强，则怠惰乘之，不能守正，则放僻乘之，尚何学问之有哉？爻词之义亦已备矣。圣人虑夫天下后世未明夫所以自强者何事，所以守正者何道也，故为《文言》以广之，曰所以自强者，内以进其德，外以修其业，皆当终日乾乾而不息也。所以守正者，内以存吾敬，外以行吾义，敬立则内直矣，义形则外方矣。禀五行之秀以生，而具仁义礼智信之理者，德也；充是德而见之应事接物者，业也。德之不充则不进，业不本之以德则不修。学者所志，孰有先于此者乎！主一无适，而虚明不昧者敬也；穷理度宜，而品节不差者义也。不敬则所主纷扰矣，不义则所行悖缪矣。学者所务，又孰有急于此者乎？知所以进德修业，又知所以居敬集义，则《乾》之自强、《坤》之守正，学问之道无馀蕴矣。又尝因其义而推之：《乾》言德业，《坤》言敬义，虽若不同，而实相为经纬也。欲进《乾》之德，必本之以《坤》之敬；欲修《乾》之业，必制之以《坤》之义。非敬则内不直，德何由而进？非义则外不方，业何由而修？终日乾乾，虽进修夫德业，而所以进修者乃用力于敬义之间；用力于敬义，固可以至于大，而所谓大者乃德之日新而业之富有也。即是而思之，则知二爻之词、《文言》之旨，诲人之意愈明，而所谓学问，不待他求而得之。夫《易》之为义，广矣大矣，《乾》、《坤》二卦又诸卦之首也，乃拳拳以学问为言，而提纲挈领，反复详尽又如此，有志于学者，不于此而加意焉，则亦无所用力矣。

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

言圣贤教人以学，既及成人，则为大人，当志其大者，以成其大人之德，其学之道如下文所云也。明明德者，明其在己所禀至明之德也。明谓虚灵知觉纯莹昭著也，德谓所具之理也，新犹明也。既自明其明德，又当推以及人，亦使之去其蒙蔽污浊，而复其本然之明也。止谓必至于是而不迁之谓也。至善者德之当明、民之当新，皆当止于至善，尽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。是民明德新民之至善，而学者之所当止也。注云「夫人之学」者，兼齿德而言也；又云「虚灵不昧」者，虚谓知觉，不昧谓纯莹昭著者也。知觉者，物格知至也；纯莹昭著者，意诚心正，而可以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也。注云「具众理，应万事」者，德即理也，而曰具众理，又兼夫应万事而言，此乃直指人心，合全体大用而为言也。具众理者，德之全体；应万事者，德之大用也。云新者，革其旧之谓。又云「去其旧染之污」者，旧谓蒙蔽污浊，新则去其蒙蔽污浊，故新亦明也。云「至善谓事理当然之极」者，言凡事理皆有当然之对，当然之则乃所谓善也，其极则至善也。不至于当然，不足以为善；不至于当然之极，不足以为至善。盖言明而新之者，必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。
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

承上文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，而欲得其所止，则当先知其所止，谓一事一物必先研究其至善之所在，使此心晓然，所谓知止也。事物所当止之地既知之矣，则此心之中皆有一定不可易之理，所谓有定也。理既有定，事物未接，则无所疑惑，湛然而静矣，所谓能静也。心既能静，则事物之来莫能动摇，泰然而安矣，所谓能安也。能静能安，则酬酢万变，思虑精审，所谓能虑也。能虑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理，所谓能得也。大学之道在于明德新民，明德新民之功在于至善，至善之理又在于必至而不迁。故此一节但以止为言，曰知，曰得，止之两端，定者知所止之验，虑者得所止之始。曰静，曰安，则原于知而终于得，有必至不迁之意矣。注云「志有定向」，则必至之意也；注云「心不妄动，所处而安」，则不迁之意也。

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

物指明德新民而言，明德为本，新民为末也。事指知止有定、能虑能得而言，知止有定为始，能虑能得为终。本始所当先，末终所当后。道谓至善之地，知先后则进为有序，而去道不远矣。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（止），致知在格物。

天下国家者民也，曰明明德、曰治、曰齐，新之也；身、心、意者德也，曰修、曰正、曰诚，明之也。此言物有本末，当先德而后民明明德于天下也。以至于诚意，皆曰欲者，求其德之事也。曰致知、曰格物者，知止之事也。此言事有终始，当先知而后得也。既曰先德后民矣，则先知后虑之事当先施于自明其德，而后及于民焉，是则知所先后也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（止）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此覆说上文能虑。物格矣，则理明义精，而此心之知可至。知止矣，则能谨独以诚意，而意可诚。意诚矣，则能居敬以正心，而心可正。心正矣，则能不偏以脩身，而身可脩。身脩矣，则施于家国天下皆能尽其道而成其效矣。前言新民者先于明德，欲能得者先于知至；此则言知止而后能得，明德而后新民。合两节而言之，则知所先后之意可见矣。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为本（止），未之有也（下缺）。

有太极而阴阳分，有阴阳而五行具，太极二五妙合而人物生。赋于人者秀而灵，精气凝而为形，魂魄交而为神，五常具而为性，感于物而为情，措诸用而为事。物之生也，虽偏且塞，而亦莫非太极二五之所为，此道原之出于天者然也。圣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灵者焉，于是继天立极，而得道统之传，故能参天地、赞化育，而统理人伦，使人各遂其生、各全其性者。其所以发明道统以示天下后世者，皆可考也。尧之命舜，则曰「允执厥中」。中者，无所偏倚、无过不及之名也。存诸心而无偏倚，措之事而无过不及，则合乎太极矣。此尧之得于天者，舜之得统于尧也。舜之命禹则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」。舜因尧之命，而推其所以执中之由，以为人心，形气之私也，道心，性命之正也，精以察之，一以守之，则道心为主，而人心听命焉，则存之心、措之事，信能执其中。曰精，曰一，此又舜之得统于尧，禹之得统于舜者也。其在成汤，则曰「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」。此又因尧之中、舜之精一，而推其制之之法。制心以礼，制事以义，则道心常存，而中可执矣。曰礼，曰义，此又汤之得统于禹者也。其在文王，则曰「不显亦临，无射亦保」，此汤之以礼制心也；「不闻亦式，不谏亦入」，此汤之以义制事也。此文王之得统于汤者。其在武王，受丹书之戒，则曰「敬胜怠者吉，义胜欲者从」。周公系易爻之辞曰：「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」。曰敬者，文王之所以制心也；曰义者，文王之所以制事也。此武王、周公之得统于文王者也。至于夫子，则曰「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」，又曰「文行忠信」，又曰「克己复礼」，其著之《大学》曰：「格物致知，诚意、正心、脩身、治国、平天下」亦无非数圣人制心制事之意焉。此又孔子得统于周公者也。颜子得于「博文约礼」、「克己复礼」之言，曾子得之《大学》之义，故其亲受道统之传者如此。至于子思，则先之以戒惧慎独，次之以知仁勇，而终之以诚。至于孟子，则先之以求放心，而次之以集义，终之以广充。此又孟子得统于子思者然也。及至周子，则以诚为本，以欲为戒。此又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者也。至二程子，则曰「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」，又曰「非明则动无所之，非动则明无所用」，而为四箴，以著克己之义焉。此二程得于周子者也。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，而其要则尤以《大学》为入道之序，盖持敬也，诚意、正心、脩身，而见于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，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。此又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。圣贤相传，垂世立教，粲然明白，若天之垂象，昭昭然而不可易也。虽其详略之不同者，愈讲而愈明也，学者之所当遵承而固守也，违乎是则差也。故尝撮其要指而明之：居敬以立其本，穷理以致其知，克己以灭其私，存诚以致其实。以是五者而存诸心，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。

眉山家恭伯名其读书之斋曰重，取夫子「不重则学不固」之义，属干记。干窃闻大学之道以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脩身为本，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格物致知又以居敬为本焉。先儒论居敬之方则曰：「主一之谓敬」。又曰：「整齐严肃，则心便一」。整齐严肃，夫子所谓重，而又居敬之本也。容貌之庄，言词之谨，非致饰于外，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。轻浅浮躁，其中可知矣，何以究此理之精微，存此心之纯一哉！世之学者溺心于文词功利之末，固非大学之所当务；志于学而不得其要，则又舍近骛远，惮拘检而乐放肆，其于学亦岂能有得耶？恭伯负奇才，摅谠论，擢高科，守其家学之传，汲汲然以读书讲道为事，而又必以重为先，可谓得为学之要矣。然则以弘毅而任斯道之重，以斯道而任天下之重，亦由是而益用力于大学之道而已。恭伯勉之哉！恭伯名抑，今为嘉定府学教授。嘉定辛未长至，三山黄干记。

道原于天，具于人心，著于事物，载于方策，明而行之，存乎其人。圣贤迭兴，体道经世，三纲既正，九畴既叙，则安且治。圣贤不作，道术分裂，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，则危且乱。世之有圣贤，其所关系者甚大，生而荣，死而哀，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生而道始行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。孔孟之道，周、程、张子继之；周、程、张子之道，文公朱先生又继之。此道统之传，历万世而可考也。文公徽人也，其殁也，徽之士相与言曰：「公之系兹土，吾郡之盛事也」。即郡之学绘而祠焉。太守赵君师端至，视其祠褊且狭，不足以称邦人思慕之意，改创于讲堂之北，且属干记之。窃惟自昔圣贤之生，率五百馀年而一遇。孟子既殁，千有五百馀年无闻焉。考其世系，则又皆中土之所生，而南方则又无闻焉。历世之久，舆地之广，其间岂无闳博俊伟之士，而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。至我本朝，周、程、张子既相望于一时，而文公复兴于未及百年之后。周子既生于舂陵，而文公复生于新安，岂非治教休明，文风周浃，天运之所开，地灵之所萃，旷古之创见，而一代之极盛者欤。秦汉以来，斯道晦蚀，天理不明，人心不正，事物当然之则昧没而不彰，方策不刊之训残阙而将坠。周、程、张子既推明其大端，而传讹袭舛，浸失本真。迨我文公，禀高明之资，厉强毅之志，潜心密察，笃信力行，精粗不遗，豪釐必辨。至其德盛仁熟，理明义精，历代相传之道粲然昭著。故虽穷乡晚出，亦皆知有圣贤教人之旨。然则公之生于世，有功于斯道大矣。至公之殁，海内之士莫不赍咨涕洟，失所依归，而况生长于公之故里者乎？宜其思慕不能自已。赵君大其祠宇，以慰其心也，亦宜矣哉！虽然，思其人不若尊其道，慕其迹不若师其心。今公之书既家藏而人诵之矣，惟不为习俗之所迁，不为利欲之所诱，居敬以立其本，穷理以致其知，躬行以践其实，则虽越宇宙，如亲见之，道之明且行，世之安且治，可冀也。此当世之所宜共勉，徽之士其可无以勉之哉！师端与其兄弟皆从游于文公先生之门，故其为政知所先务如此。堂成于嘉定七年八月，董其役者歙令孙某。十月朔，门人黄干谨记。

仰止堂者，丞相正献陈公旧第之东偏，晦庵文公朱先生尝馆焉。文公乐其道而忘人之势，不远千里而勤馆人；正献公乐道而忘势，折辈行，馆而与之友。二公之在此堂，道相与也。堂之面，其山曰壶公，峻拔端重，若正人端士翔拱而进也。文公之馆于此，正献公之子皆抠衣焉。太府寺丞宓长而益嗜学，思文公而不得见，登其堂，望其山，如见其人焉，取高山仰止之义以名之。既与朋友讲习于其中，而属干为之记。圣贤之生斯世，盛德至善，血气之属莫不尊亲者，岂自外至哉？秉彝好德，良心之发不自已也。学者之于圣贤，思其居处而起敬焉，岂特闻风而悦之哉？尊德乐道，志于学者之不能已也。寺丞之名此堂，可谓良心之发，而能志于学者矣。抑因是而有感焉。道原于天，圣贤体天立道，而示诸人，若乔岳然，可望而登也。人皆仰之，然无目者不见，资禀累之也；逐兽者不见，物欲昏之也；指一草木而谓之山，见之偏且小者也；有见矣，趋而下焉，舍乔而入幽也；既趋矣，峻则止焉，半涂而遂废也。此岂其无人心而不知学哉？心不充，学不力也。今之学者，有不蹈此者乎？吾惧斯道之日晦也，诚能居敬以立其本，穷理以致其知，力行以践其实，体高山景行，一仰一行，相为先后之意，循序而渐进，自强而不息，始见其弥高，终见其卓尔，羹墙舆立，无非道也，则于斯堂之义庶乎无愧矣。岂有他哉？充其好德之心，厉其好学之志也。寺丞立朝临政，能任道者也，故推其所感者以勉之，且示同志，使有警也。□□□年□月□日，长乐黄干记。

曾祖绚，故不仕；妣汪氏。祖森，故赠承事郎；妣程氏，赠孺人。父松，故任左承议郎、守尚书吏部员外郎、兼史馆校勘，累赠通议大夫；妣孺人祝氏，赠硕人。本贯徽州婺源县永平乡松岩里。

先生姓朱氏，讳熹，字仲晦父。朱氏为婺源著姓，以儒名家，世有伟人。吏部公甫冠，擢进士第，入馆为尚书郎，兼史事，以不附和议去国，文章行义为学者师，号韦斋先生，有文集行于世。吏部公因仕入闽，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，今居建阳之考亭。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时，生南剑尤溪之寓舍。幼颖悟，庄重能言，韦斋指示曰：「此天也」。问曰：「天之上何物」？韦斋异之。就傅，授以《孝经》，一阅封之，题其上曰：「不若是，非人也」！尝从群儿戏沙上，独端坐，以指画沙，视之，八卦也。少长，厉志圣贤之学，于举子业初不经意。年十八，贡于乡，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，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。莅职勤敏，纤悉必亲，郡县长吏，事倚以决。苟利于民，虽劳无惮。职兼学事，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，访求名士以为表率，日与讲说圣贤脩己治人之道。年方踰冠，闻其风者，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。历四考，罢归，以奉亲讲学为急。二十八年，请奉祠，监潭州南岳庙。明年，召赴行在，言路有托抑奔竞以沮之者，遂以疾辞。三十二年，祠秩满，再请。孝宗即位，复因其任。会有诏求直言，因上封事，其略言：「圣躬虽未有阙失，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；朝政虽未有阙遗，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；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以疏举，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。陛下毓德之初，亲御简策，不过讽诵文辞，吟咏情性；比年以来，欲求大道之要，又颇留意于老子、释氏之书。记诵词藻，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；虚无寂灭，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。帝王之学，必先格物致知，以极夫事物之变，使义理所存，纤悉毕照，则自然意诚心正，而可以应天下之务」。次言：「今日之计，不过脩政事、攘夷狄。然计不时定者，讲和之说疑之也。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雠，则不可和也，义理明矣；知义理之不可为而犹为之，以有利而无害也。以臣策之，所谓和者，有百害而无一利，何苦而必为之？愿畴咨大臣，总揽群策，鉴失之之由，求应之之术，断以义理之公，参以利害之实，闭关绝约，任贤使能，立纪纲，厉风俗。使吾修政攘夷之外，了然无一毫可恃为迁延中已之资，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，然后将相军民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，更相激厉，以图事功。数年之外，志定气饱，国富兵强，视吾力之强弱，观彼衅之浅深，徐起而图之，中原故地不为吾有，而将焉往」？次言：「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，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。监司者守令之纲，朝廷者监司之本，欲斯民之得其所，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。今之监司奸赃狼藉，肆虐以病民者，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。其已失势者，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，尚在势者岂无其人？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」。明年，改元隆兴，复召，辞，不许，即入对，其一言：「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。盖有是物必有是理，然理无形而难知，物有迹而易观，故因是物以求之，使是理瞭然于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，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缪。陛下虽有生知之性、高世之行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，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；未尝即理以应事，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，是以举措之间，动涉疑贰，听纳之际，未免蔽欺。平治之效所以未著，由不讲乎大学之道，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」。其二言：「君父之雠不与共戴天，乃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，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，而非专出于一己之私。然则今日所当为者，非战无以复雠，非守无以制胜。是皆天理之同然，非人欲之私忿也」。末言：「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，其本不在乎威强，而在乎德业；其任不在乎边境，而在乎朝廷；其具不在乎兵食，而在乎纪纲。今日谏诤之涂尚壅，佞幸之势方张，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，民力已殚而国用未节，则德业未可谓修，朝廷未可谓正，纪纲未可谓立。凡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、威制夷狄之道，皆未可谓备」。三劄所陈不出封事之意，而加剀切焉。先生以为制治之原莫急于讲学，经世之务莫大于复雠，至于德业成败则决于君子小人之用舍，故于奏对复申言之。盖学有定见，事有定理，而措之于言者如此。除武学博士，待次。乾道改元，促就职，既至，以时相方主和议，请监南岳庙以归。三年，差充枢密院编修官，待次。五年，三促就职。会魏掞之以布衣召为国子录，因论曾觌而去，遂力辞。先生尝两进绝和议、抑佞幸之戒，言既不行，虽擢用狎至，不敢就，出处之义凛然有不可易者。寻丁内艰。六年，复召，以未终丧辞。七年，既免丧，复召，以禄不及养辞。四年之间，辞者六。九年，有旨：「安贫守道，廉退可嘉」。特改合入官，主管台州崇道观。先生以改秩畀祠皆进贤赏功、优老报勤之典，今无故骤得之，求退得进，于义未安，再辞。淳熙元年，又再辞。上意愈坚，始拜命。改宣教郎，奉祠。二年，除秘书郎。先生以改官之命，正以嘉其廉退，今乃冒进擢之宠，是左右望而罔市利，力辞。时上谕大臣，欲奖用廉退，执政以先生为言，故有是命。会有言虚名之士不可用者，以故再辞，即从其请，主管武夷山冲佑观。五年，差权发遣南康军事，辞者四，始之任。先生自同安归，奉祠家居几二十年，间关贫困，不以属心，涵养充积，理明义精，见之行事者益霈然矣。至郡，恳恻爱民，如己隐忧，兴利除害，惟恐不及。属邑星子，土瘠税重，乞从蠲减，章凡五六上。岁值不雨，讲求荒政，凡请于朝，言无不尽。官物之检放、倚阁、蠲减、除豁带纳，如秋苗、夏税、木炭、月桩、经总制钱之属，各视其邑目，为之条奏，或至三四，不得请不已。并奏请截留纲运，乞转运、常平两司拨钱米充军粮，备赈济，申严邻路断港遏籴之禁。选官吏授以方略，俾视境内，具知荒歉分数、户口多寡、蓄积虚实，通商劝分，多所全活。其设施次第，人争传录以为法。讫事，奏乞依格推赏纳粟人者凡数四。郡滨大江，舟舣岸者遇大风辄沦溺，因募饥民筑堤捍舟，民脱于饥，舟患亦息。先生视民如伤，至奸豪侵扰细民、挠法害政者，惩之不少贷，由是豪强歛戢，里闾安靖。数诣郡学，引进士子，与之讲论。访白鹿洞书院遗址，奏复其旧。又奏乞赐书院敕额，及高宗御书、石经版本、九经注疏等书者至再。每休沐，辄一至，诸生质疑问难，诲诱不倦。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，竟日乃反。又求栗里陶靖节之居、西涧刘屯田之墓、孝子熊仁赡之闾，旌显之，犹以不得悉行其志为恨。明年，诏监司郡守条具民间利病，遂上疏言：「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，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。今日民间特以税重为苦，正缘二税之入，朝廷尽取以供军，而州县无复赢馀，则不免于二税之外别作名色，巧取于民。今民贫赋重，若不讨军实、去浮冗，则民力决不可宽。惟有选将吏、覈兵籍，可以节军实；开广屯田，可以益军储；练习民兵，可以益边备。今日将帅之选，率皆膏粱子弟、厮役凡流，所得差遣，为费已是不赀，到军之日，惟望掊歛刻剥，以偿债负。总馈饷之任者，亦皆倚附幽阴，交通货赂，其所驱催东南数十郡之脂膏骨髓，名为供军，而辇载以输权倖之门者不可以数计。然则欲讨军实以纾民力，必尽反前之所为，然后乃可革也。授将印、委利权，一出于朝廷之公议，则可以绝苞苴请托之私，而刻剥之风可革。务求忠勇沉毅、实经行阵之人，则可以革轻授非才之弊，而军士畏爱。蒐阅以时，窜名冗食者不得容其间。又择老成忠实、通晓兵农之务者，使领屯田之事，付以重权，责其久任，则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，稍损列郡供军之数。军籍既覈，屯田既成，民兵既练，州县事力既纾，然后可以禁其苛歛，责其宽恤，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，无复流移漂荡之患矣。所谓其本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者，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，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，无偏党反侧之私，然后纪纲有所系而立。君心不能以自正，必亲贤臣、远小人，讲明义理之归，闭塞私邪之路，然后乃可得而正。今宰相、台省、师傅、宾友、谏诤之臣皆失其职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，不过一二近习之臣。此一二小人者，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，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，而说于功利之卑说，不乐庄士之谠言，而安于私亵之鄙态。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，文武汇分，各入其门，所喜则阴为引援，擢寘清显，所恶则密行訾毁，公肆挤排。交通货赂，则所盗者皆陛下之财；命卿置将，则所窃者皆陛下之柄。陛下所谓宰相、师傅、宾友、谏诤之臣，或反出入其门墙，承望其风旨，其幸能自立者，亦不过龊龊自守，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。其甚畏公论者，乃略能惊逐其徒党之一二，既不能深有所伤，而终亦不敢明言，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。势成威立，中外靡然向之，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，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，名为陛下之独断，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。盖其所坏非独坏陛下之纪纲，乃并与陛下所以立纪纲者而坏之，则民又安可得而恤，财又安可得而理，军政何自而修，土宇何自而复，宗庙之雠耻又何时而可雪耶」？先生在任，尝用劄子奏事，后因台谏言用劄子非旧制，遂奏乞罢黜，又以致人户逃移自劾者再，以疾请奉祠者五。将满，除江西提举常平茶盐事，待次。初，庙堂议遣先生使蜀，上意不欲其远去，故有是命。诏以修举荒政，民无流殍，除直秘阁，凡三辞，皆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，难以先被恩命。会浙东大饥，易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事。时民已艰食，即日单车就道。复以南康纳粟人未推赏辞职名，且乞奏事之任。纳粟赏行，遂受职名，入对。其一言：「陛下临御二十年间，水旱盗贼略无宁岁，意者德之崇未至于天与。业之广未及于地与？政之大者有未举，而小者无所系与？刑之远者或不当，而近者或幸免与？君子有未用，而小人有未去与？大臣失其职，而贱者窃其柄与？直谅之言罕闻，而谄谀者众与？德义之风未著，而污贱者骋与？货赂或上流，而恩泽不下究与？责人或已详，而反躬有未至与？夫必有是数者，然后足以召灾而致异」。其二言：「陛下即政之初，盖尝选建英豪，任以政事，不幸其间不能尽得其人，是以不复广求贤哲，而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。于是左右私亵使令之贱，始得以奉燕间、备驱使，而宰相之权日轻。又虑其势有所偏，而因重以壅己也，则时听外廷之论，将以阴察此辈之负犯而操切之。陛下既未能循天理、公圣心，以正朝廷之大体，则固已失其本矣。而又欲兼听士大夫之公言，以为驾驭之术，则士大夫之进见有时，而近习之从容无间；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，其议论又苦而难入，近习便辟侧媚之态既足以蛊心志，其胥吏狡猾之术又足以眩聪明。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，恐陛下未及施其驾驭之术，而先堕其数中矣。是以虽欲微抑此辈，而此辈之势日重；虽欲兼采公论，而士夫之势日轻。重者既挟其重以窃陛下之权，轻者又借力于所重以为窃位固宠之计，中外相应，更济以私，日往月来，浸淫耗蚀，使陛下之德业日隳，纲纪日坏，邪佞充塞，货赂公行，兵愁民怨，盗贼间作，灾异数见，饥馑荐臻。群小相挻，人人皆得满其所欲，惟有陛下了无所得，而国家顾乃独受其弊」。其三言救荒利害，如州县旱伤，早行检放，从实蠲减；劝谕人户赈粜，务得其平，纳粟之人早行推赏，所纳米数仍减其半；乞拨丰储仓米三十馀万石以备济粜；州县新旧官物并且住催，绍兴丁身等钱预行蠲放，及免米商力胜税钱；量立赏格，官吏违慢者奏劾，昏病者别与差遣，仍选差得替待阙宫庙持服官员时暂管干。其四言：水旱三分以上，第五等户免检并放；五分以上，第四等户依此施行。乞行著令，及请颁行社仓条约于诸路。其五言绍兴和买，乞议革其弊。其六言南康尝乞蠲减星子租税，有司拒以对补，吝细鄙狭，不达大体。其七言白鹿书院请赐书额。先生所对奏劄凡七，其一二皆自书，以防宣泄。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缮写成册，用袋重封，于閤门投进。后五劄亦有非一时救荒之急者，当倥偬不暇给之际，而忧深虑远，从容整暇，盖急于救民，罄竭忠悃，不敢有所隐也。先生所居之乡，每岁春夏之交，豪户闭籴牟利，细民发廪强夺，动相贼杀，几至挻变。先生尝率乡人置社仓以赈贷之，米价不登，人得安业，至是乞推行之。白鹿书院事本不暇及，前期执政使人谕以且宜勿言，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，而大臣先为此言，不可，及对，卒言之。上委曲访问，悉从其请。先生初拜命，即移书他郡，募米商，蠲其征，及至，客舟之米已辐凑。复以入奏荒政数事推广条上，情词恳恻，条目详密。日与僚属寓公钩访民隐，至废寝食。分画既定，按行所部，穷山长谷，靡所不到，拊问存恤，所活不可胜计。每出，皆乘单车，屏徒从，所历虽广而人不知。郡县官吏惮其风采，苍黄惊惧，常若使者压其境，至有自引去者，由是所部肃然。而尤以戢盗、捕蝗、兴水利为急，大抵措画悉如南康时，而用心尤苦。初奏绍兴和买之弊，至是乞先与痛减岁额，然后用贯头科敷。惟虑真下户受其弊，则请参用高下等第均敷，及减免下户丁钱以优之，又乞免台州丁钱。至于差役利害，亦尝条具数千言申省。义役之法，则乞令均出义田，罢去役首，免排役次，官差保正副长轮收义田，仍令上户兼充户长。又乞取会福建下四州见行产盐法，行于本路沿海四州。又乞依处州见行之法，改诸郡酒坊为万户。于救荒之馀，犹悉及他事，以为经久之计。先生犹以徒费大农数十万缗，无以全活一道饥民自劾。又以前后奏请多见抑却，幸而从者，又率稽缓后时，无益于事，蝗旱相仍，不胜忧愤，复奏言：「为今之计，独有断自圣心，沛然发号，责躬求言，然后君臣相戒，痛自省改。其次惟有尽出内库之钱，以供大礼之费，为收籴之本。诏户部无得催理旧欠，诏诸路漕臣遵依条限检放税租，诏宰臣沙汰被灾路分州军监司、守臣之无状者，遴选贤能，责以荒政，庶几犹足以下结人心，消其乘时作乱之意。不然，臣恐所忧者不止于饿殍，而在于盗贼，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，而上及于国家也」。复上时宰书云：「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，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。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，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旨之计。然民之与财孰轻孰重，身之与国孰大孰小？财散犹可复聚，民心一失，则不可复收；身危犹可复安，国势一倾，则不可复正。至于民散国危，而措身无所，则其所聚有不为大盗积者耶」？九年，以赈济有劳，进直徽猷阁，辞。台守唐仲友与时相王淮同里，为姻家，迁江西宪，未行。先生行部，讼者纷然，得其奸赃、伪造楮币等事，劾之。时久旱而雨，奏上，淮匿不以闻，仲友亦自辩，且言弟妇王氏惊悸病笃，论愈力，章至十上。事下绍兴府鞠之，狱具情得，乃夺其新命授先生。先生以为是蹊田而夺之牛，辞不拜，遂归。寻令两易江东，辞，及辞职名。且言唐仲友虽寝新命，已具之狱竟释不治，则是所按不实，难以复沾恩赏，并不许。受职名，再辞新任，且乞奉祠，言所劾赃吏党与众多，并当要路，大者宰制斡旋于上，小者驰骛经营于下，若其加害于臣不遗馀力，则远至师友渊源之所自，亦复无故横肆抵排。为臣之计，惟有乞身就闲，或可少纾患害。时从臣有奉时相意，上疏毁程氏之学，以阴诋先生者，故有是言。十年，差主管台州崇道观。先生守南康、使浙东，始得行其所学，已试之效卓然，而卒不果用，退而奉崇道、云台、鸿庆之祠者五年，自是海内学者尊信益众。十四年，除提点江西刑狱公事，待次，以疾辞，不许，遂拜命。十五年，促奏事，又以疾辞，不许，遂行，又以疾请奉祠者再。淮罢相，遂力疾入奏，首言：「近年以来，刑狱不当，轻重失宜，甚至涉于人伦风化之重者，有司议刑，亦从流宥之法，则天理民彝几何不至于泯灭」？又言：「州郡狱官乞注有举主关升及任满铨试第二等以上人，常调关升及省部胥吏并不得注拟。若县狱，则专委之令或不得人，则无所不至，亦望令县丞或主簿同行推讯」。又言：「提刑司管催经总制钱，起于宣和末年仓卒用兵，权宜措画。其始亦但计其出纳之实数，而随以取之。及绍兴经界，民间投印违限，契约所入，倍于常岁，自后遂以是年为额，而立为比较之说。甚至灾伤检放倚阁，钱米已无所入，而经总制钱独不豁除，州县之煎熬何日而少纾，斯民之愁叹何时而少息」！又言江西诸州科罚之弊。至其末篇，乃言：「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，而因循荏苒，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。尝反覆而思之，无乃燕间蠖濩之中、虚明应物之地，天理有未纯，人欲有未尽欤？天理未纯，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；人欲未尽，是以除恶不能去其根。一念之顷，公私邪正、是非得失之机，朋分角立，交战于其中。故体貌大臣非不厚，而便嬖侧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；寤寐豪英非不切，而柔邪庸缪得以久窃廊庙之权。非不乐闻公议正论，而有时不容；非不堲谗说殄行，而未免误听；非不欲报复陵庙雠耻，而不免畏怯茍安；非不欲爱养生灵财力，而未免叹息愁怨。凡若此类，不一而足。愿陛下自今以往，一念之顷则必谨而察之，此为天理耶？为人欲耶？果天理也，则敬以充之，而不使其少有壅阏；果人欲也，则敬以克之，而不使其少有凝滞。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，用人处事之际，无不以是裁之，则圣心洞然，中外融澈，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，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，无不如志矣」。是行也，有要之于路，以「正心诚意」为上所厌闻，戒以勿言者，先生曰：「吾平生所学只有此四字，岂可回互而欺吾君乎」？及奏，上未尝不称善，曰：「久不见卿，浙东之事朕自知之。今当处卿清要，不复劳卿州县」。除兵部郎，以足疾丐祠，未供职。本部侍郎林栗前数日与先生论《易》、《西铭》不合，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职。先生以疾在告，遂疏先生欺慢。时上意方向先生，欲易以他部郎，时相竟请授以前江西之命，仍旧职名，又令吏部给还，改官以后不曾陈乞磨勘。盖先生改秩既出特恩，其后累任祠官，无绩可考，以故不曾陈乞磨勘者十有四年。先生行，且辞曰：「论者谓臣事君无礼，为人臣子有此名，罪当诛戮，岂可复任外台耳目之寄」？章再上，除直宝文阁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，栗亦罢。辞磨勘及职名，不许，转朝奉郎。未踰月，再召。时庙堂知上眷厚，惮先生复入，故为两罢之策，上悟，先生复召。受职名，辞召命，以为迁官进职，皆为许其闲退，方窃难进易退之褒，复为弹冠结绶之计，则其为世观笑，不但往来屑屑之讥。又促召。初，先生入奏事，迫于疾作，尝面奏，以为口陈之说有所未尽，乞具封事以闻。至是再辞，遂并具封事投匦以进。其略曰：「今天下大势，如人有重病，内自心腹，外达四支，无一毫一发不受病者，臣不暇言，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。盖大本者，陛下之心；急务则辅翼太子、选任大臣、振举纲维、变化风俗、爱养民力、修明军政六者是也。古先圣王兢兢业业，持守此心，虽在纷华波动之中，幽独得肆之地，而所以精之一之，克之复之，如对神明，如临渊谷。犹恐隐微之间或有差失，而不自知，是以建师保之官，列谏诤之职。凡饮食酒浆、衣服次舍、器用财贿，与夫宦官宫妾之政，无一不领于冢宰，使其左右前后，一动一静，无不制以有司之法，而无纤芥之隙、瞬息之顷，得以隐其毫发之私。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，果有如此之功乎？所以脩身齐家而正其左右，果有如此之效乎？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，然爵赏之滥、货赂之流，闾巷窃言，盖久已不胜其籍籍。则陛下所以脩之家者，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。至于左右便嬖之私，恩遇过当。往者渊、觌、说、抃之徒势焰熏灼，倾动一时，今已无可言矣，独有前日臣所面陈者，虽蒙圣慈委曲开譬，然臣之愚，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，供扫除之役，不当假借崇长，使得逞邪媚、作淫巧于内，以荡上心，立门庭、招权势于外，以累圣政。臣窃闻之道路，自王抃既逐之后，诸将差除，多出此人之手。陛下竭生灵膏血以奉军旅，而军士顾乃未尝得一温饱，是皆将帅巧为名色，夺取其粮，肆行货赂于近习，以图进用，出入禁闼腹心之臣，外交将帅，共为欺蔽，以至于此。而陛下不悟，反宠昵之，以是为我之私人，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，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。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，未能及古之圣王又明矣。至于辅翼太子，则自王十朋、陈良翰之后，宫寮之选号为得人而能称其职者，盖已鲜矣。而又时使邪佞儇薄阘冗妄庸之辈或得参错于其间，所谓讲读，亦姑以应文备数，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。至于从容朝夕陪侍游燕者，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。唐之《六典》，东宫之官，师傅、宾客既职辅导，而詹事府、两春坊实拟天子之三省，故以詹事、庶子领之。今则师傅、宾客既不复置，而詹事、庶子有名无实，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，何其轻且亵之甚耶！夫立太子而不置师傅、宾客，则无以发其隆师亲友、尊德乐义之心；独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，则无以防其戏慢媟狎、奇邪杂进之害。宜讨论前典，置师傅、宾客之官，罢去春坊使臣，而使詹事、庶子各复其职。至于选任大臣，则以陛下之聪明，岂不知天下之事，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哉？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，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，直以一念之间未能撤其私邪之蔽，而燕私之好、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。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，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、害吾之人，而不得肆，是以选抡之际，常先排摈此等，寘之度外，而后取凡疲懦软熟、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，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、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，然后举而加之于位。是以除书未出而物色先定，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，其决非天下之第一流矣。至于振肃纪纲，变化风俗，则今日宫省之间、禁密之地，而天下不公之道、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，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，则其所以熏蒸销铄，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，疾恶之意不深，其害已有不可胜言者矣。及其作奸犯法，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，论以有司之法，是以纪纲不能无所挠败。纪纲不正于上，是以风俗颓弊于下。盖其为患之日久矣，而浙中为尤甚。大率习为软美之态、依阿之言，以不分是非、不辨曲直为得计。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，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怫其情，惟其私意之所在，则千涂万辙，经营计较，必得而后已。甚者以金珠为脯醢，以契券为诗文，宰相可啖则啖宰相，近习可通则通近习，惟得之求，无复廉耻。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，则群讥众排，指为道学，而加以矫激之罪。十数年来，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，复如崇、宣之间所谓元祐学术者，排摈诋辱，必使无所容其身而后已。呜呼，此岂治世之事，而尚复忍言之哉！至于爱养民力，修明军政，则自虞允文之为相也，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，号为岁终羡馀之数，而输之内帑。顾以其有名无实，积累挂欠，空载簿籍，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，以为内帑之积，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。然自是以来二十馀年，内帑岁入不知几何，而认为私贮，典以私人，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，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有亡。其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，盖不知其几何矣，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胡人之首，如太祖皇帝之言哉！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，督趣日峻。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，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；以为未足，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。于是中外承风，竞为苛急，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。诸将之求进也，必先掊克士卒，以殖私财，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，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。贵将得其姓名，即以付之军中，使自什伍以上，节次保明，称其材武堪任将帅，然后具奏为牍，而言之陛下之前。陛下但见等级推先、案牍具备，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，而岂知其谐价输钱，已若晚唐之债帅哉！夫将者三军之司命，而其选置之方乖剌如此，则其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？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，而犹望其修明军政，激劝士卒，以强国势，岂不误哉？凡此六事，皆不可缓，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。一心正，则六事无不正；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，则虽欲惫精劳力，以求正夫六事者，亦将徒为文具，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」。疏入，夜漏下七刻，上已就寝，亟起，秉烛读之终篇。明日，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。时上已有倦勤之意，盖将以为燕翼之谋。先生尝草奏疏，言讲学以正心，脩身以齐家，远便嬖以近忠直，抑私恩以抗公道，明义理以绝神奸，择师傅以辅皇储，精选任以明体统，振纪纲以厉风俗，节财用以固邦本，修政事以攘夷狄，凡十事，欲以为新政之助。会执政有指道学为邪气者，力辞新命，除秘阁修撰，仍奉外祠，遂不果上。先生当孝宗朝，陛对者三，上封事者三。其初固以讲学穷理为出治之大原，其后则直指天理人欲之分、精一克复之义。其初固以当世急务一二为言，其后封事之上，则心术、宫禁、时政、风俗，披肝沥胆，极其忠鲠。盖所望于君父愈深，而其言愈切，故于封事之末有曰：「日月逾迈，如川之流，一往而不复。不惟臣之苍颜白发已迫迟莫，而窃仰天颜，亦觉非昔时矣」。忠诚恳恻，至今读者，犹为之涕下。先生进疏虽切，孝宗亦开怀容纳，武博、编摩、秘省、郎曹之除，盖将引以自近；守南康，持浙东、江西之节，又知其不可强留而授之；至是复有经帷之命。先生之尽忠，孝宗之受尽言，亦未为不遇也。然先生进言，皆痛诋大臣近习，孝宗之眷愈厚，而嫉者愈深，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之上，而孝宗内禅矣。光宗即位，再辞职名，仍旧直宝文阁，降诏奖谕，除江东转运副使，以疾辞者再。覃恩转朝散郎，赐绯衣银鱼，改知漳州，又再以疾辞，不许。时光宗初政，再被除命，遂以绍熙元年之任。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，减经总制钱四百万。加意学校，教诱诸生，如南康时。又以习俗未知礼，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，命父老解说，以教子弟。释氏之教，南方为盛，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，女不嫁者私为庵舍以居，悉禁之，俗大变。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桧贬死，为奏请昭雪，褒其直。会朝论欲行泉、漳、汀三州经界，先生初仕同安，已知经界不行之害，至是访事宜、择人物，以至方量之法，洞见本末。遂疏其事上之，且言必可行之说三，将必至于不能行之说一，盖谓经界法行，息争止讼，大为民利，而占田隐税、侵渔贫弱者所不便。及具宣德意，榜之通衢，则邦民鼓舞，而寓公豪右果为异议以沮之。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锡宴自劾。其冬，有旨先行漳州经界。南方春早，事已无及。明年，属有嗣子之丧，再请奉祠，除秘阁修撰、主管南京鸿庆宫。先生以当上初政，尝辞前件职名，已降褒诏从其请，难以复受，辞者再。诏论撰之职以宠名儒，乃拜命。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，再辞。漳州经界竟报罢，遂以前言经界可行自劾。三年，再以疾辞，乞补满宫观，从之。又数月，差知静江府、广南西路经略安抚，辞。四年，又辞主管南京鸿庆宫。未几，差知潭州、荆湖南路安抚，以辞远就近，不为无嫌，力辞。五年，再辞。有旨：长沙巨屏，得贤为重。会洞獠扰属郡，遂拜命赴镇。至，则遣人谕以祸福，皆降之。申教令，严武备，戢奸吏，抑豪民。先生所至，必兴学校，明教化。湖湘士子素知学，日伺公退，则请质所疑，先生为之讲说不倦，四方之学者毕至。又以南康、漳州所申改正释奠仪式为请，录故死节五人，为之立庙。孝宗升遐，先生哀恸，不能自胜。又闻上以疾不能执丧，中外汹汹，益忧惧，遂申省乞归田里。言：「天下国家所以长久安宁，惟赖朝廷三纲五常之教建立修明于上，然后守藩述职之臣有以禀承宣布于下，所以内外相维，小大顺序，虽有彊猾奸宄，无所逞志。不然，以一介书生，置诸数千里军民之上，亦何所凭恃而能服其众哉」？又草封事，极言父子天性，不应以小嫌废彝伦，言颇切直。会今上即位，不果上。上在潜邸，闻先生名，每恨不得先生为本宫讲官，至是首召奏事。先生行，且辞，除焕章阁待制、侍讲，辞，不许，又再辞，且言：「陛下嗣位之初，方将一新庶政，所宜爱惜名器。若使倖门一开，其弊岂可复塞？至于博延儒臣，专意讲学，盖将求所以深得亲欢者为建极导民之本，思所以大振朝纲者为防微虑远之图。顾问之臣，实资辅养，用人或缪，所系非轻」。盖先生在道闻南内朝礼尚阙，近习已有用事者，故预有是言。又不许，遂奏乞且依元降旨挥带元官职奏事者再。及入对，首言：「乃者天运艰难，国有大咎，所谓天下之大变，而不可以常理处者。太皇太后躬定大策，陛下寅绍丕图，可谓处之以权，而庶几不失其正矣。然自顷至今亦既三月，或反不能无疑于逆顺名实之际，祸乱之本又已伏于冥冥之中，窃为陛下忧之。尚犹有可诿者，亦曰，陛下之心前日未尝有求位之计，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怀。此则道心微妙之全体，天理发用之本然，所以行权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。诚即是心而充之，所谓求仁得仁而无怨，终身䜣然，乐而忘天下者，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难矣。借曰天命神器不可无传，宗庙社稷不可无奉，则转祸为福，易危为安，亦岂可舍此而他求哉？充吾未尝求位之心，则可以尽吾负罪引慝之诚；充吾未尝忘亲之心，则可以致吾温凊定省之礼。始终不越乎此，而大伦正、大本立矣」。次言为学莫先于穷理，穷理必在于读书，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。又三劄言湖南岁计入少出多，不可支吾，乞裁减差到诸班换授归正杂色补官员数；邵州边防全无措画，以致徭人侵犯，乞移置寨栅，增拨戍兵；潭州城壁，乞行计度修筑。既对，面辞待制、侍讲，不许。翌日，又辞待制职名，乞改作说书差遣，以为未得进说，而先受厚恩，万一异时未效涓埃，而疾病不支，遂窃侍从职名而去，则臣死有馀罪。上手札：「卿经术渊源，正资劝讲，次对之职，勿复牢辞，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」。遂拜命。会赵彦逾按视孝宗山陵，以为土肉浅薄，掘深五尺，下有水石，旋改新穴，比旧仅高尺馀；孙逢吉覆按，亦乞少宽月日，别求吉兆。有旨集议，台史惮之，议遂中寝。先生竟上议状言：「寿皇圣德神功，宜得吉土，以奉衣冠之藏。当广求术士，博访名山，不宜偏信台史罔上误国之言，固执绍兴坐南向北之说，委之水泉沙砾之中、残破浮浅之地」。不报。覃恩转朝请郎，赐紫章服，兼实录院同修撰。再辞，不许，拜命。受诏进讲《大学》。先生以平日论著敷陈开析，务积诚意，以感上心。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过宫日分，不以寒暑双只月日诸假故，并令蚤晚进讲。又乞置局看详四方封事，瑞庆节免称贺。皆从之。复因有旨修葺旧东宫，为屋三数百间，遂具四事奏言：「当上帝震怒，灾异数出，畿甸百姓饥饿流离，太上皇帝未获进见，寿皇因山未卜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茕然忧苦，不宜大兴土木，以就安便。寿康定省之礼，所宜下诏自责，频日继往，顾乃逶迤舒缓，无异寻常。太上皇帝必以为此特备礼而来，其深闭固拒而不得见亦宜矣。朝廷纪纲尤所当严，上自人主，下至百执，各有职业，不可相侵。今进退宰执、移易台谏，皆出陛下之独断，大臣不与谋，给舍不及议。正使其事悉当于理，亦非为治之体，况中外传闻，皆谓左右或窃其柄，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？此弊不革，臣恐名为独断，而主威不免于下移；欲以求治，而返不免于致乱」。末复申言：菆宫之卜，不宜偏听台史胶固缪妄之言，堕其交结眩惑之计。皆不报。先生进讲每及数次，复以前所讲者编次成帙以进。上亦开怀容纳，且面谕，以求放心之说甚善，所进册子，宫中常读之，今后更为点来。先生知上有意于学，遂以劄子勉上进德。其略言：「愿陛下日用之间，语默动静，必求放心，以为之本。而于玩经观史，亲近儒学，已用力处，益用力焉。数召大臣切劘治道，俾陈今日要务，略如仁祖开天章阁故事。至于群臣进对，亦赐温颜，反覆询访，以求政事之得失、民情之休戚，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长，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」。又奏：「礼经、敕令：子为父、嫡孙承重为祖父，皆斩衰三年。嫡子当为父后，不能袭位执丧，则嫡孙继统而代之执丧。自汉文短丧，历代因之，天子遂无三年之丧。为父且然，则嫡孙承重可知。人纪废坏，三纲不明，千有馀年，莫能釐正。寿皇圣帝至性自天，孝诚内发，易月之外，犹执通丧，朝衣朝冠皆以大布，所宜著在方册，为世法程。间者遗诰初颁，太上皇帝偶违康豫，不能躬就丧次，陛下以世嫡承大统，则承重之服著在礼律，所宜遵寿皇已行之法。一时仓卒，不及详议，遂用漆纱浅黄之服，不惟上违礼律，且使寿皇已行之礼举而复坠，臣窃痛之。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，惟有将来启殡发引，礼当复用初丧之服，则其变除之节尚有可议。欲望明诏礼官稽考礼律，预行指定」。会孝宗祔庙，议宗庙迭毁之次，有请并祧僖、宣二祖，奉太祖居第一室，袷祭则正东向之位者。有旨集议，僖、顺、翼、宣四祖祧主宜有所归。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庙，以僖祖为四庙之首。治平间，议者以世数寖远，请迁僖祖于夹室。未及数年，王安石等奏，僖祖有庙，与稷、契无异，请复其旧。诏从之。时相雅不以熙宁复祀僖祖为是。先生度难以口舌争，遂移疾上议状，条其不可者四，以为：「藏之夹室，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孙之夹室。至于祫祭，设幄于夹室之前，则亦不得谓之祫。欲别立一庙，则丧事即远，有毁无立；欲藏之天兴殿，则宗庙原庙不可相杂。议者皆知其不安，特以其心急于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时暂东向之故，不知其实无益于太祖之尊，而徒使僖祖、太祖两庙威灵相与争校彊弱于冥冥之中，并使四祖之神疑于受摈，徬徨踯躅，不知所归，令人伤痛，不能自已。今但以太祖当日追尊帝号之心而默推之，则知太祖今日在天之灵于此必有所不忍。又况僖祖祧主迁于治平，不过数年，神宗皇帝复奉以为始祖，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，所谓有其举之，而莫敢废者乎」。又拟为庙制，以辩议者一旦并迁僖、宣二祖，析太祖、太宗为二之失，复引元祐大儒程颐之说，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，今日天下基本盖出僖祖，安得为无功业？议状既上，庙堂持之不以闻，即毁撤僖、宣庙室，更创别庙以奉四祖。宰相既有所偏主，楼钥、陈傅良又复牵合装缀以附其说。先生所议颇达上听，忽有旨召赴内殿奏事，因节略状文，及为劄子，画图以进。上然之，且曰：「僖祖国家始祖，高宗、孝宗、太上皇帝不曾迁，今日岂敢轻议？欲令先生于榻前撰数语，以御批直罢其事。先生方惩内批之弊，因言乞降出劄子，再令臣寮集议。既退，复以上意谕庙堂，而事竟不行。经生学士知礼者皆是先生，一时异议之徒忌其轧己，权奸遂从而乘之。上之立也，丞相赵汝愚密与知閤门事韩侂胄谋之，侂胄于太皇太后为亲属，因得通中外之言。侂胄自谓有定策功，居中用事。先生自长沙辞免待制、侍讲，已微寓其意；及进对，复尝再三面言，又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攻之。龟年出护使客，侂胄益得志。先生又于所奏四事疏中，斥言左右窃柄之失，后因讲筵留身，复申言前疏，乞赐施行。既退，即降御批云：「悯卿耆艾，方此隆冬，恐难立讲，已除卿宫观」。宰相执奏不行，明日径以御批付下，台谏、给舍亦争留，不可，除宝文阁待制，与州郡差遣，力辞。寻除知江陵府，又力辞，仍乞追还新旧职名。诏依旧焕章阁待制、提举南京鸿庆宫。庆元元年，又乞追还旧职，不许。赵丞相亦罢，诬以不轨，谪永州。丞相既当大任，收召四方知名之士，中外引领，以观新政，先生独惕然，以侂胄用事为虑。既屡为上言，又数以手书遣生徒密白丞相，当以厚赏酬其劳，勿使得预朝政，且有分界限、立纪纲、防微杜渐、谨不可忽之意。丞相方谓其易制，所倚以为腹心谋事之人又皆持禄茍安，无复远虑。丞相既逐，而朝廷大权悉归侂胄。先生自念身虽闲退，尚带侍从职名，不敢自嘿，遂草书万言，极言奸邪蔽主之祸，因以明其冤。词旨痛切，诸生更谏。以筮决之，遇《遁》之《同人》，先生默然退，取谏藁焚之，自号遁翁。以庙议不合，乞收还职名，又以疾乞休致，不许。先是吏部取会磨勘，至是转朝奉大夫，又辞职名，乞休致，又以尝妄议山陵自劾，又言已罢讲官，不敢复带侍从职名，诏依旧秘阁修撰。二年，又言：昨来疏封锡服、封赠荫补、磨勘转官，皆为已受从官恩数，乞改正。沈继祖为监察御史，上章诬诋，落职罢祠。四年十二月，以来岁年及七十，申乞致仕。五年，依所请。六年三月甲子，终于正寝。十一月壬申，葬建阳县唐石里之大林谷。嘉定二年，除华文阁待制，与致仕恩泽。傅伯寿故家子，尝执弟子礼，恨不荐己，先生辞次对、除修撰也，伯寿行词有慢伪等语。及先生没，伯寿守建宁，又不以闻，故复职之命犹生存也。自先生去国，侂胄势益张，鄙夫憸人迎合其意，以学为伪，谓贪黩放肆乃人真情，洁廉好礼者皆伪也。科举取士稍涉经训者悉见排黜，文章议论根于理义者并行除毁，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悉为世之大禁。猾胥贱隶、顽钝无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，绳趋尺步、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。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，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，过门不入，甚至变易衣冠、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。先生日与诸生讲学竹林精舍，有劝以谢遣生徒者，笑而不答。先生既没，善类悉已排摈，群小之势已成，侂胄志气骄溢，遂至擅开边衅，几危宗社，而生灵涂炭矣。开禧三年，侂胄伏诛，凶徒憸党根株斥戮。嘉定元年，诏赐谥与遗表恩泽。明年，赐谥曰文。又明年，赠中大夫，特赠宝谟阁直学士。后以明堂恩，累赠通议大夫。先生平居惓惓，无一念不在于国。闻时政之阙失，则戚然有不豫之色；语及国势之未振，则感慨以至泣下。然谨难进之礼，则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；厉易退之节，则一语不合必奉身而亟去。其事君也，不贬道以求售；其爱民也，不徇俗以茍安。故其与世，动辄龃龉，自筮仕以至属纩，五十年间，历事四朝，仕于外者仅九考，立于朝者四十日，道之难行也如此。然绍道统，立人极，为万世宗师，则不以用舍为加损也。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，闻河洛之学，推明圣贤遗意，日诵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，先生蚤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。韦斋病且亟，属曰：「籍溪胡原仲、白水刘致中、屏山刘彦冲三人，吾友也，学有渊源，吾所敬畏。吾即死，汝往事之，而惟其言之听，则吾死不恨矣」。先生既孤，则奉以告三君子而禀学焉。时年十有四，慨然有求道之志，博求之经传，遍交当世有识之士，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，订其是非。延平李先生学于豫章罗先生，罗先生学于龟山杨先生，延平于韦斋为同门友。先生归自同安，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，延平称之曰：「乐善好义，鲜与伦比」。又曰：「颖悟绝人，力行可畏。其所论难，体认切至」。自是从游累年，精思实体，而学之所造者益深矣。其为学也，穷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践其实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。谓致知不以敬，则昏惑纷扰，无以察义理之归；躬行不以敬，则怠惰放肆，无以致义理之实。持敬之方，莫先主一，既为之箴以自警，又笔之书，以为小学、大学皆本于此。终日俨然，端坐一室，讨论典训，未尝少辍。自吾一心一身，以至万事万物，莫不有理。存此心于齐庄静一之中，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，皆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，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。然充其知而见于行者，未尝不反之于身也。不睹不闻之前，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；隐微幽独之际，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。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，事物既接而品节不差。无所容乎人欲之私，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。不安于偏见，不急于小成，而道之正统在是矣。其为道也，有太极而阴阳分，有阴阳而五行具，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，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。天所赋为命，人所受为性，感于物为情，统性情为心。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，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端，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，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。求诸人，则人之理不异于己；参诸物，则物之理不异于人。贯彻古今，充塞宇宙，无一息之间断，无一毫之空阙。莫不析之，极其精而不乱；然后合之，尽其大而无馀。先生之于道，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圣贤而无疑矣。故其得于己而为德也，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，尽性情之妙，达圣贤之蕴；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，备事物之理，任纲常之责。明足以察其微，刚足以任其重，弘足以致其广，毅足以极其常。其存之也虚而静，其发之也果而确。其用之也应事接物而不穷，其守之也历变履险而不易。本末精粗不见其或遗，表里初终不见其或异。至其养深积厚，矜持者纯熟，严厉者和平，心不待操而存，义不待索而精。犹以为义理无穷，岁月有限，常慊然有不足之意，盖有日新又新、不能自已者，而非后学之所可拟议也。其可见之行，则脩诸身者，其色庄，其言厉，其行舒而恭，其坐端而直。其閒居也，未明而起，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，以及先圣。退坐书室，几案必正，书籍器用必整。其饮食也，羹食行列有定位，匕箸举措有定所。倦而休也，瞑目端坐；休而起也，整步徐行。中夜而寝，既寝而寤，则拥衾而坐，或至达旦。威仪容止之则，自少至老，祁寒盛暑，造次颠沛，未尝有须臾之离也。行于家者，奉亲极其孝，抚下极其慈，闺庭之间，内外斩斩，恩义之笃，怡怡如也。其祭祀也，事无纤钜，必诚必敬，小不如仪，则终日不乐，已祭无违礼，则油然而喜。死丧之威，哀戚备至，饮食衰绖，各称其情。宾客往来，无不延遇，称家有无，常尽其欢。于亲故，虽疏远必致其爱；于乡闾，虽微贱必致其恭。吉凶庆吊，礼无所遗；赒恤问遗，恩无所阙。其自奉，则衣取蔽体，食取充腹，居止取足以障风雨，人不能堪，而处之裕如也。若其措诸事业，则州县之施设，立朝之言论，经纶规画，正大宏伟，亦可槩见。虽达而行道，不能施之一时，然退而明道，足以传之万代。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，圣经之旨不明，则道统之传始晦，于是竭其精力，以研穷圣贤之经训。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则补其阙遗，别其次第，纲领条目，粲然复明。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，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。于《易》与《诗》，则求其本义，攻其末失，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。凡数经者见之传注，其关于天命之微、人心之奥、入德之门、造道之阈者，既已极深研几，探赜索隐，发其旨趣而无遗矣，至于一字未安，一词未备，亦必沉潜反覆，或达旦不寐，或累日不倦，必求至当而后已。故章旨字义，至微至细，莫不理明词顺，易知易行。于《书》则疑今文之艰涩，反不若古文之平易；于《春秋》则疑圣心之正大，决不类传注之穿凿；于《礼》则病王安石废罢《仪礼》，而传记独存；于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，而清浊无据。是数经者，亦尝讨论本末，虽未能著为成书，然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。若历代史记，则又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，取司马公编年之书，绳以《春秋》纪事之法，纲举而不繁，目张而不紊，国家之理乱、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。周、程、张、邵之书所以继孔孟道统之传，历时未久，微言大义郁而不章，为之裒集发明，而后得以盛行于世。太极、先天二图精微广博，不可涯涘，为之解剥条画，而后天地本原、圣贤蕴奥不至于混没。程张门人祖述其学，所得有浅深，所见有疏密，先生既为之区别，以悉取其所长，至或识见小偏、流于异端者，亦必研穷剖析，而不没其所短。南轩张公、东莱吕公同出其时，先生以其志同道合，乐与之友，至或识见少异，亦必讲磨辨难，以一其归。至若求道而过者，病传注诵习之烦，以为不立文字，可以识心见性，不假修为，可以造道入德，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，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说，学者利其简便，诋訾圣贤，捐弃经典，猖狂叫呶，侧僻固陋，自以为悟。立论愈下者，则又崇奖汉唐，比附三代，以便其计功谋利之私。二说并立，高者陷于空无，下者溺于卑陋，其害岂浅浅哉。先生力排之，俾不至乱吾道以惑天下，于是学者靡然向之。先生教人，以《大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为入道之序，而后及诸经。以为不先乎《大学》，则无以提纲挈领，而尽《论》、《孟》之精微；不参之以《论》、《孟》，则无以融会贯通，而极《中庸》之旨趣；然不会其极于《中庸》，则又何以建立大本，经纶大经，而读天下之书，论天下之事哉？其于读书也，又必使之辨其音释，正其章句，玩其辞，求其义，研精覃思，以究其所难知，平心易气，以听其所自得。然为己务实、辨别义利、毋自欺、慎其独之戒，未尝不三致意焉，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。从游之士迭诵所习，以质其疑，意有未谕，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；问有未切，则反覆戒之而未尝隐。务学笃则喜见于言，进道难则忧形于色。讲论经典，商略古今，率至夜半。虽疾病支离，至诸生问辨，则脱然沉痾之去体。一日不讲学，则惕然常以为忧。抠衣而来，远自川蜀，文词之传，流及海外，至于夷虏，亦知慕其道，窃问其起居。穷乡晚出，家蓄其书，私淑诸人者不可胜数。先生既没，学者传其书、信其道者益众，亦足以见理义之感于人者深也。继往圣将微之绪，启前贤未发之机，辨诸儒之得失，辟异端之讹缪，明天理，正人心，事业之大，又孰有加于此者！至若天文地志、律历兵机，亦皆洞究渊微；文词字画，骚人才士疲精竭神，常病其难，至先生未尝用意，而亦皆动中规绳，可为世法。是非姿禀之异、学行之笃，安能事事物物各当其理，各造其极哉！学脩而道立，德成而行尊，见之事业者又如此。秦汉以来，迂儒曲学，既皆不足以望其藩墙，而近代诸儒，有志乎孔、孟、周、程之学者，亦岂能以造其阃域哉！呜呼，是殆天所以相斯文，笃生哲人，以大斯道之传也。先生疾且革，手为书嘱其子在与门人范念德、黄干，尤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。翌旦，门人侍疾者请教，先生曰「坚苦」；问温公《丧礼》，曰「疏略」；问《仪礼》，颔之。已而正坐，整冠衣，就枕而逝。门人治丧者既一以《仪礼》从事，而讣告所至，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而聚哭焉，禁锢虽严，有所不避也。呜呼，天又胡不憖遗，以永斯道之传，而遽使后学失所依归哉！先生所著书有《易本义》、《启蒙》、《蓍卦考误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大学》《中庸章句》《或问》《、论语》《孟子集注》、《太极图》《通书》《西铭解》、《楚词集注》《辨證》、《韩文考异》，所编次有《语孟集义》、《孟子指要》、《中庸集略》、《孝经刊误》、《小学书》、《通鉴纲目》、《本朝名臣言行录》、《古今家祭礼》、《近思录》、《河南程氏遗书》、《伊洛渊源录》，皆行于世。先生著述虽多，于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尤所加意，若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则更定数四，以至垂没，《大学》「诚意」一章乃其绝笔也。其明道垂教、拳拳深切如此。《楚词集注》亦晚年所作，其爱君忧国，虽老不忘。《通鉴纲目》仅能成编，每以未及修补为恨。又尝编次礼书，用工尤苦，竟亦未能脱藁。所辑家礼世多用之，然其后亦多损益，未暇更定。平生为文，则季子在类次之矣；生徒问答则后学李道传尝裒辑锓版，未备也。娶刘氏，追封硕人，白水草堂先生之女，草堂即韦斋所属以从学者也。其卒也以淳熙丙申，其葬以祔穴。子三人：长塾，先十年卒；次野，迪功郎、监湖州德清县户部新市犒赏酒库，后十年亦卒；季在，承议郎、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。女五人，婿儒林郎、静江府临桂县令刘学古，奉议郎、主管亳州明道宫黄干，进士范元裕，仲季二人亦早卒。孙男七人，钜、铨、鉴、铎、铚、铉、铸。钜从政郎、新差监行在杂买务杂卖场门；铨从事郎、融州司法参军；鉴，迪功郎、新辟差充广西经略安抚司准备差遣；馀业进士。女九人，婿承议郎、主管华州云台观赵师夏，进士叶韬甫、周巽亨、郑宗亮、黄辂，从政郎、绍兴府会稽县丞赵师若，黄庆臣、李公玉。曾孙男六人，渊、洽、潜、济、浚、澄。女七人。先生没有年矣，状其行者未有所属笔，在以干从学日久，俾任其责。先生既不假是而著，干之识见浅陋，言语卑弱，又不足模仿万一，追思平日步趋謦欬，则悲怆哽咽，不忍书，亦不忍忘也。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，自周以来，任传道之责、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，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，一二人而止耳。由孔子而后，周、程、张子继其绝，至先生而始著。盖千有馀年之间，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烬残阙、离析穿凿，而微言几绝矣，周、程、张子崛起于斯文湮塞之馀，人心蠹坏之后，扶持植立，厥功伟然，未及百年，舛驳尤甚。先生出，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，如大明中天，昭晰呈露。则摭其言行，又可略欤！辄采同志之议，敬述世系爵里、出处言论，与夫学问道德行业人之所共知者，而又私窃以道统之著者终之，以俟知德者考焉。谨状。嘉定十四年正月日，门人奉议郎、主管亳州明道宫黄干状。

行状之作，非得已也，惧先生之道不明，而后世传者之讹也。追思平日之闻见，参以叙述奠诔之文，定为草藁，以谂同志，反覆诘难。一言之善，不敢不从，然亦有参之鄙意而不敢尽从者，不可以无辨也。有谓言贵含蓄，不可太露，文贵简古，不可太繁者。夫工于为文者固能使之隐而显、简而明，是非愚陋所能及也。顾恐名曰含蓄，而未免于晦昧，名曰简古，而未免于艰涩，反不若详书其事之为明白也。又有谓年月不必尽记，辞受不必尽书者。先生之用舍去就，实关世道之隆替、后学之楷式。年月必记，所以著世变；辞受必书，所以明世教。状先生之行，又岂可以常人比、常体论哉！又有谓告上之语失之太直，记人之过失之太讦者。责难陈善，事君之大义，人主能容于前，而臣子反欲隐于后，先生敢陈于当世，而学者反欲讳于将来乎？人之有过，或具之狱案，或见之章奏，天下后世所共知，而欲没之，可乎？又有谓奏疏之文纪述太繁，申请之事细微必录，似非行状之体者。古人得君行道，有事实可纪，则奏疏可以不述；先生进不得用于世，其所可见者特其言论之间，乃其规模之素，则言与行岂有异耶？事虽微细，处得其道，则人受其利，一失其道，则人受其害。先生理明义精，故虽细故，区处条画，无不当于人心者，则钜与细亦岂有异耶？其可辨者如此，则其尤浅陋者不必辨也。至于流俗之论，则又以为前辈不必深抑，异学不必力排，称述之辞似失之过者。孔门诸贤至谓孔子贤于尧舜，岂以抑尧舜为嫌乎？孟子辟杨墨而比之禽兽，卫道岂可以不严乎？夫子尝曰「莫我知也夫」，又曰「知德者鲜矣」，甚矣，圣贤之难知也！知不知不足为先生损益，然使圣贤之道不明，异端之说滋炽，是则愚之所惧，而不容于不辨也。故尝太息而为之言曰：是未易以口舌争，百年论定，然后知愚言之为可信。遂书其语，以俟后之君子。干谨书（《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》卷三四。又见《性理群书句解》卷二三，《新安文献志》卷六三，《紫阳文公先生年谱》附录卷三。）。

家：原空，据右引补。

干至愚极陋之人，先生不鄙而收教之，涵淹卵育于困穷茕独之馀，父兄之于子弟不是过也。先生不以是为有德于干，干亦不敢以是而归德焉。理义之渊微，问学之精密，颜曾之于洙泗，尹谢之于伊洛，皆一世大贤也，而后有闻焉，干独何人，而在抠趋之列耶！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，刚毅勇决者先生之气，严威俨恪者先生之容，精深广博者先生之学。耳濡目染，朝薰夕炙者三十年，干独何人，而获亲道德之粹耶！既示之以精微，复开之以博大；既广之以闻见，复约之以践行。扶而掖之，惟恐其不进；培而植之，惟恐其不立。干独何人，而受此生成之赐耶！空谷春游，虚堂夜坐，一行之孚，一言之契，未尝不欣然以喜。至于末年之付嘱，将殁之丁宁，则戚戚然大义之乖、微言之绝也。干独何人，而当此期望之厚耶！先生弃诸生二十有一年，干也不能安贫自守，而仰禄于州县。黾勉王事，固不敢违先生之训；然讲习之功废于朱墨，持守之志夺于应酬。岁月蹉跎，而老及之矣。朝廷悯其衰病，畀之祠廪而予之归，杜门省过，番阅旧学。而神识昏眊，疾病支离，追念初心，涕零如雨。何先生爱遇之厚，而干之负先生乃至此耶！师儒难于并世，岁月不可再得，惟有抱终身之恨而已。自今未死之日，尚当勉策疲驽，不敢自怠，居敬集义，致知力行，体之于身，以勉同志。庶几收桑榆涓埃之益，尚可见先生于九泉之下耳。干深愿一拜先生之墓，然后退而待尽。数月以来，痰作于上，气痞于下，恐一旦遂溘先朝露，谨遣男辂告于墓下，惟先生其鉴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