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春秋》事出于史，而法与义生于笔削，虽游夏不敢措辞其间。及夫微言寂绝，大旨畔散，传注解诂之家坌并而起，各持其说，以誇异骋高于人。盖自左丘明而下，五传殊归，历汉、晋及唐之盛，而秘府所藏至六十馀家、千馀卷。嗟乎，《春秋》之难知，而学者之难论亦已甚矣！渠江黎希声，专经而信道，常谓《春秋》缘旧史之文，假圣师之笔，行王者之事，其文坦易，其法简严，思之不必太深，求之不必太过，则有得。乃探索蕴奥，敷畅厥旨，著《春秋经解》十卷，大率以经为主，不汩于异家曲说之纷纭，传诸士林，信之深，从之众。熙宁初，丞相韩魏公上其书于朝，谓可置文馆，翰林王禹玉辈援之甚力。会贡举更制，《春秋》不为科，议乃寝，公亦浩然有归意，遂老于蜀。今天子向儒重道，谓一经不可辄废，为置博士，用以取人，则公之亡久矣。呜呼，道之难明也有至是乎！徇一时之好恶，而经术用舍系焉，亦儒者之不幸矣！此所以古之人著书立说，或藏之山岩屋壁，或投之煨炉，而不欲传于后世，盖有谓也。按黎氏之先出北正，其后子孙散处四方。建隆中，有曰嵩者，初自云安徙居潼洄，今为广安人。嵩生元祐，元祐生德颖，乃公考也，累赠金紫光禄大夫；妣王氏，赠太原郡夫人。公讳錞，字希声。幼务学，既冠，与仲兄洵游京师。当时儒宗石守道、孙明复皆美其才，韩忠献公召置门下，誉望益显。第庆历六年进士，调利州节度推官，以父忧罢。终制，除成德军观察推官，监延州折博务，转大理寺丞，改殿中丞，知阆州南部县。以母丧去职。服除，监在京铸䥱务，迁太常博士、屯田员外郎。欧阳文忠公、吴长文荐为学官，得国子监直讲。是时太学生凡千数，诸博士讲解，先日撰口义，升座徐读而退，无复辨析旨要。公独不然，置经于前，按文释义，听者乐闻其说，咸宗向之。公凡守雅、蜀、眉、简四郡，皆先德后刑，务存治体，不汲汲簿书期会，君子喜其劝，小人畏其惩，有古循吏之风。在唐安，乘岁饥，募民完堤堰，两得其利，不殍而稔。此治状尤炳然者。元丰七年，以朝请大夫致仕。哲宗即位，加朝议。元祐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卒，享年七十九。绍圣四年十二月十日，葬于渠江县敦义乡书台里书台山下。公娶安氏，再娶周氏，封仙居、寿安，皆县君。一男傃，太庙斋郎，早卒。女四人：长适朝议大夫蒲宗闵，次适朝奉大夫杨𧫎，次早夭，次又适宗闵。孙男二人：暹、昪，皆郊社斋郎。公善学，知原本，穷经立言，虽皓首不倦。六卿荐于朝，将用，已而弃不录，然能以教于乡。其临政必重民，所至有可纪，舒而廓之，岂特沾渗四郡乎？世所谓乡先生、良二千石，公无愧也。铭曰：

言可以垂世，屈伸存乎时。或布于廊庙雍泮，震发斯文之光辉；或委之重岩馀烬，来者莫得而知。志可以泽物，广狭系乎用。或弥塞海宇，鼓舞万灵之动；或踧踖遐陋，敝󶼌米盐之冗。名在彼孰先，义在我孰重？欲识公怀，铭于高冢（《净德集》卷二二。）。

潼洄：文渊阁本作「潼川」。按徽宗重和元年始升梓州为潼川府，此时尚未有「潼川」之名，且梓州（治今四川三台）亦与广安（今四川广安）无涉。考《元丰九域志》卷七广安军下原注云：「开宝二年以合州浓洄、渠州新明二镇置军，治渠江县」。《宋史》卷八九《地理志》五宁西军（即广安军）说同，唯「浓洄」作「侬洄」。疑此处「潼洄」乃「浓洄」之误。

夫废湖为田有三大害，复田为湖有三大利，湖固不可以不复也，然亦有三难：摇于异议，一难也；工多费广，二难也；郡守数易，三难也。今之占湖为田者，皆权势之家、豪强之族也。侵耕盗种为日已久，一旦欲夺而复之，彼必游谈聚议，妄陈利害，曰劳民也，费财也，失官租也，有科率之扰也，无积土之地也，争为异说以沮害之。官吏方堕于因循苟且之习，复为气力多口舌者之所动移，而欲冀成功于岁月之久，可乎？此摇于异议，一难也。昔人常计浚湖之工矣，日役五千人，浚至五尺，当十五岁而毕，至三尺，当九岁而毕（张伯玉之说。）。夫用工如此之多，历年如此之久，其为费如何？今越不浚湖而财用犹不给，况兴至大之役，有不赀之费耶？此工多用广，二难也。守令之于郡邑，久任则可以立事，数易则不能成功，况鉴湖之开非一岁一时之所能毕。今之为守者或一岁而遂迁，或半岁而遽易，湖之利害不暇问，焉能知不能知遑暇治。其间慨然有志于开复者，功未及施，而去计已迫矣，后来者所见不同，复变前议。以数易之守而欲兴浩大悠久之役，可乎？此郡守数易，三难也。湖有三不可不开，而厄于三难开，是终无策以开之耶。某切谓欲遏浮议，则不可不白利害于朝廷主之，虽异议纷然，但莫之恤可也。如向者经界之行于天下，固有不乐其事而欲动摇之者多矣，然经界卒行，而民受其利。盖朝廷主之，则事无不可成者，况一鉴湖耶！彼异议者不过曰劳民费财耳。夫劳民费财，兴无用不急之务则不可，如鉴湖之利害如此，谓之无用不急可乎？自湖之废也，岁多灾伤，细民艰食。今于农事之隙，募民浚治，官出财，民出力，两有所利，民虽劳而不惮，财虽废而不虚矣。彼不过曰官失湖田之租，民有科率之扰。夫鉴湖之开，千有馀岁矣。昔无湖田之租，有国者不以不足为病，岂今日独少此耶？况湖既复而民利兴，灾伤不作而常赋不失，民无凶荒之诉，官无检放之患，较其所得，与今孰多？至若钱米之费，当一出于官而不取于民，竹水之具虽资之于民而尽酬其直，胥吏若有从而扰民者则严法令以治之，尚何科率之忧耶？越人多谓湖可开也，而土无所归，是不难，积其泥涂以为丘阜，昔吴长文常论之矣。今湖之侧旷地固多，择其利便，随其远近，而丘阜之土非所患也。欲沮浚湖之计者不过数者之说，而皆有以取之，尚何浮议之恤耶？谓日役五千人，浚至五尺，十五岁而毕者，盖通三百五十里之间而计之也。某谓今之浚湖，固未能举三百五十里之内而尽复之也。湖自熙宁以来建议者立两存之说，有牌内牌外之限，今牌尚存而牌内亦盗而为田矣。为今日计者，当先复牌内之湖，其用工固有间，自牌之外当以渐治之可也。所费之财自本府经画外，又当请于朝，乞每岁湖田所入之米以为雇工兴役之费，朝廷捐六万石之米不足以为多寡，越得此以办事，则沛然有馀矣。欲复田为湖，必当迟以岁月之久，有久兴之役，无久任之守以主之，则异议一摇，而事必中辍。是又当请于朝，置开湖一司于越，命守倅带提举主管之职，如劝农学事之类。又命二知县分董之（旧日会稽、山阴知县皆带提举鉴湖事。），守既职其事，则必任其责，虽迁易不常而后来者不得不继，非止术同也，盖职使然也。又有倅终任以管其事，令终任以董其役，则责有所归。又命监司督察赏罚之，俟湖成之日，凡主其事、董其役者皆次第加赏。如是，则湖不患其不复也。昔论复湖之利害者多矣，莫如曾子固，子固之言曰：谓湖不必复者，曰湖田之入固饶矣。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。使湖尽废，则湖田亦旱矣。谓湖不必浚者，曰益堤壅水而已。此好辨之士为乐闻茍简者言之也。以地势较之，壅水使高，必败城郭矣。二者既不可用，而欲禁侵耕，开告者则有赏罚之法矣（蒋堂）。欲谨水之蓄泄，则有闭纵之法（杜杞）。欲痛绝敢田者，则拔其苗，责其力，以复湖而重其罚，又有法矣（杜杞）。或欲任其责于州县，与转运使，与提点刑狱（吴奎）。或欲以每岁农隙浚湖（吴奎），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，又皆有法矣（张伯玉）。欲知浚湖之浅深，用工几何，为日几何，欲知增堤竹木之费几何，使之安出（张伯玉），欲知浚湖之涂泥积之何所（吴奎），又已计之矣。欲知工起之日，或浮议撼摇，役夫内溃，则不可以必其成（张伯玉），又已论之矣（子固）。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，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润泽之，令言必行，法必举，则何功之不可成，何利之不可复哉！子固昔尝倅越，知鉴湖之利害为详，而其言有足取者，故并记其略。有能举行子固之言而不弃某之两说，则湖庶乎其可复。不然，姑存其说，以俟马太守再生可也。

右王文恪公与许州属吏帖，五世孙佐之出以相示，且曰秘阁有公文集三十卷，惟奏议散佚不存。予告之云：「公事仁宗为台谏，事神庙为中丞。其论奏甚多，《国史》本传已载大略。当是时虽名臣比肩于朝，然是非原不相掩。如劾陈升之则及史昭锡之兄，言郭逵则云文彦博之走史、范仲淹之弄儿。又谓韩魏公久专国政，君弱臣强，乞行罢退；一夕疏吴长文之罪至数千言：皆见于司马温公《治平斋记》。欲不焚稿，得乎」？佐之因请题其后。淳熙十五年四月八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