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治天下者，在知用人之先后而已。用人之法，各有所宜，军旅之士先材能，朝廷之士先名节。军旅主成功，惟恐其不趋赏而争利，其先材能而后名节者，亦势使之然也。朝廷主教化，风俗之薄厚，治道之污隆，在乎用人。而教化之于下也，不能家至而谆谆谕之，故常务尊名节之士，以风动天下而耸励其媮薄。夫所谓名节之士者，知廉耻，修礼让，不利于茍得，不牵于茍随，而惟义之所处。白刃之威有所不避，折枝之易有所不为，而惟义之所守。其立于朝廷，进退举止皆可以为天下法也。其人至难得也，至可重也。故其为士者，常贵名节以自重其身；而君人者，亦常全名节以养成善士。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，命下之日，中外喧然，以谓朝廷贪拯之材，而不为拯惜名节。然犹冀拯能执节守义，坚让以避嫌疑，而为朝廷惜事体。数日之间，遽闻拯已受命，是可惜也，亦可嗟也。拯性好刚，天姿峭直，然素少学问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。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，虽初无是心，然见得不能思义。此皆不足怪。若乃嫌疑之迹，常人皆知可避，而拯岂独不思哉！昨闻拯在台日，常自至中书，诟责宰相，指陈前三司使张方平过失，怒宰相不早罢之。既而台中寮属相继论列，方平由此罢去，而以宋祁代之。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，自其命出，台中寮属又交章力言，而祁亦因此而罢，而拯遂代其任。此所谓蹊田夺牛，岂得无过？而整冠纳履，当避可疑者也。如拯材能资望，虽别加进用，人岂为嫌？其不可为者，惟三司使尔。非惟自涉嫌疑，其于朝廷所损不细，臣请原其本末而言之。国家自数十年来，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。及其弊也，循默茍且，颓惰宽弛，习成风俗，不以为非，至于百职不修，纪纲废坏。时方无事，固未觉其害也。一旦黠虏犯边，兵出无功，而财用空虚，公私困弊，盗贼并起，天下骚然。陛下奋然感悟，思革其弊，进用三数大臣，锐意于更张矣。于此之时，始增置谏官之员，以宠用言事之臣，俾之举职。由是修纪纲而绳废坏，遂欲分别贤不肖，进退材不材。而久弊之俗，骤见而骇，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，或以谓好讦阴私，或以为公相倾陷，或谓沽激名誉，或谓自图进取，群言百端，几惑上听。上赖陛下至圣至明，察见诸臣本以忘身徇国，非为己利，谗间不入，遂荷保全。而中外人之，久而亦渐为信。自是以来，二十年间，台谏之选，屡得谠言之士。中间斥去奸邪，屏绝权倖，拾遗救失，不可胜数。是则纳谏之善，从古所难，自陛下临御以来，实为盛德，于朝廷补助之效，不为无功。今中外习安，上下已信，纤邪之人凡所举动，每畏言事之臣，时政无巨细，亦惟言事官是听。原其自始开发言路，至于今日之成效，岂易致哉！可不惜哉！夫言人之过似于激讦，逐人之位似于倾陷，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，惟无所利于其间尔；而天下之人所以为信者，亦以其无所利焉。今拯并逐二臣，自居其位，使将来奸佞者得以为说而惑乱主听，今后言事者不为人信而无以自明。是则圣明用谏之功，一旦由拯而坏。夫有所不取之谓廉，有所不为之谓耻。近臣举动，人所仪法，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，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。而拯取其所不宜取，为其所不宜为，岂惟自薄其身，亦所以开诱他时言事之臣，倾人以觊得，相习而成风。此之为患，岂谓小哉！然拯所恃者，惟以本无心耳。夫心者，藏于中而人所不见；迹者，示于外而天下所瞻。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，而外掩天下之迹，是犹手探其物，口云不欲，虽欲自信，人谁信之？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不避也。况如拯者，少有孝行，闻于乡里；晚有直节，著在朝廷。但其学问不深，思虑不熟，而处之乖当，其人亦可惜也。伏望陛下别选材臣为三司使，而处拯他职，置之京师。使拯得避嫌疑之迹，以解天下之惑，而全拯之名节，不胜幸甚。臣叨尘侍从，职号论思，昔尝亲见朝廷致谏之初甚难，今又复见陛下用谏之效已著，实不欲因拯而坏之者，为朝廷惜也。臣言狂计愚，伏俟诛戮。

臣等闻有功而不见知则无以劝天下之忠，有德而不及报则无以劝天下之义。忠义息心，谁与为国？此自古明王贤主所以不敢一日忘也。虽微必录，虽久必伸，以为天下万世忠义之劝也。伏见故赠尚书令忠献公韩琦当仁祖春秋高，储未立，琦位辅相，自任忧责，遗身忘家，触嫌疑而犯忌讳，请定大本。累年之间，其言不可胜记。又尝挟《孔光传》进呈，面指汉成帝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事，卒能感动仁祖，天心开悟，英宗遂自宗藩立为皇子。曾未踰年，纂绍大统。使琦犹豫畏缩如众人，以全躯保妻子末计，迟回数月之间，安危大策盖未可知。此琦之功，万世之功也。恭惟英宗皇帝出潜膺箓，乃天之所命，以开祐无疆，顾人臣何功之有哉？而圣人以谓天命必假人以发之，故推功臣下。然则固当考是非，较难易，以覈其实，乃可以示天下、信后世也。琦与同时在位者殁既久矣，乃有贪功徼幸之人出而攘之。元丰三年，故参知王尧臣子同老上书，言其父至和中与三四执政请立皇嗣，大议已尝定矣。愿发明先臣忠烈。书既入，朝廷疑之，有所询考，卒无明證确论有以信天下者，朝廷于是行疑赏于仓猝。诏下之日，公卿士大夫知当时事者，莫不谓朝廷过举。于时史官阿意迎合，又请其事书之，公论为之愤郁。今者伏遇编修先帝一朝大典及纂述故事以立传，臣等以谓不可不明辨直书，传信后世。谨疏列九事，以考是非。按同老缴进家传之文，谓是尧臣议建储日，预撰诏草，尝怀之而进，意俟仁祖开允，即宣之以定其事。今诏草非得于禁省，而出于同老，则其有无真伪犹未可知。借令有之，缘尧臣复怀之而退，乃是未尝得请，议已格矣。诏草虽在，何功之有？果有已定之旨，则此诏用之矣，不应怀而归也。然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此可明言者一也。按元丰诏书褒诸臣之功曰：「中外缙绅近臣莫有知者」。臣等窃观英祖即位踰年，范镇作富弼迁官制词云：「往在至和之中，尝司冢宰之任，屡陈计策，请建国储，逮兹缵承，乃出绪论」。则是当时缙绅近臣非不知弼等有建储之请，而朝廷亦非不报其德矣，但不闻大本已有所属也。故弼自为辞官表云：「臣嘉祐中虽曾泛论建储之事，仁宗尚秘其请。其于陛下如在茫昧杳冥之中，未见形象，安得如韩琦等后来功效之深切著明也」。弼自言止曾泛议，则明是当时所请别无主名。又云「尚秘其请」，则是仁祖未有允意。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此可明言者二也。今攘功者之言曰至和三年四月已有议定。臣等按谏官范镇其年五月初乞预建储副，以安国本。比至十月，凡十九疏，言皆感切，不见听用。于是待罪乞郡，又两移书执政，责其不恤国计。若四月已有议定，则何至使镇半年间恳恳如此？安得不略形已定之意，止镇再三之渎？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此可明言者三也。御史中丞包拯言：「方今大务，唯根本一事而犹豫不决。惟祈圣心开悟，断而行之」。按拯此疏在嘉祐二年闰十二月，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可明者四也。仁祖末年，一日降出谏官司马光及知江州吕诲请建储章疏。琦屡以光奏进说，恳请甚力，遂定大计。故参知政事欧阳修论光云：「自仁宗至和服药之后，群臣便以皇嗣为言。五六年间，言者虽夥而未有定议。最后光以谏官极论其事，敷陈激切，感动主听，仁宗遂决不疑」。修此言，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可明者五也。按谏官王陶乞仁宗遣亲信中人就第，督英宗即赴宗正寺供职，其疏有云：「前日未经传命时，人人上言早建储嗣，今日与一宗正寺差遣，人人观望陛下风旨，不复肯言。何哉？非前日人忠，今日人不忠也，盖前日未有主名，泛为公言，而陛下不疑也」。以此考之，尧臣之时决未敢有所主名。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可明者六也。尧臣辈言因枢府阙官，乞召韩琦充枢密使，以琦义必能当此重事。此则不攻自破之语也！既云上意已定，又曰谓无疑矣，固当乘时决策，成之于手，何必引琦使成之？夫媚嫉者之情，见他人所就尚且夺之，况功在其手，可成于呼吸俛仰之间，而乃肯以属人乎？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可明者七也。琦自入为枢密使，即有建储之议，至为宰相，曲谢之日首进劄子，乞择宗室为嗣。其略曰：「如陛下已得其人，则望宣示中书、枢密院，使奉而行之，以慰中外」。按琦为宰相，去尧臣辈未甚远，傥前日已有定计，则因其进言必有宣示。何缘尚历数年，请者百计而不闻一言哉？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可明者八也。嘉祐末，琦请愈切，一日，仁宗发言曰：「朕有意多时，但未得其人」。因问琦宗室中谁可。琦曰：「宗室不与外人接，臣等何由知其人？此在陛下圣择耳」！仁宗曰：「宫中常养二子，小者近不慧，其大者今三十许岁矣」。琦曰：「其一人既陛下知其不慧，更不须论」。盖琦之意欲专属英宗也。此自仁祖意有定。欧阳修时与琦同对，退而书之，今其家亲笔俱在。至和之间大议未定，可明者九也。凡自皇祐至于嘉祐，中间臣子以皇嗣为请者莫知其数，不可尽也。如尧臣辈在辅弼之地，以此开导，亦其宜也。但其议纷纷，终无敢有所主名而请之者。直至嘉祐六年十月，琦辈进说，于是英宗为子之策始定于君臣都俞之间矣！臣等载惟人臣之于庙社大计，以言之为难乎，以成之为难乎？以属人为难乎，以己任为难乎？人为其易，琦为其难，庙社之功难忘也。同老上私藏之虚文，徼天下之实功，同时之人又助其攘，是可叹也！琦挺身危疑，援立圣嗣以为宗庙社稷计，非以自为计也，非以为子孙计也，天下知之亦可，不知亦可，于琦诚心足以贯天地、列神明者无所加损，而所惜者朝廷信赏可以奇谋取而不中于惩劝之义，忠贤勋烈可以单词夺而轻变于存亡之间，使真忠失意于九泉，公议乖望于四海！至于欧阳修，以英伟之才，忠谅之节，与韩琦协心决定大策，其助最力，皆勋效显著，天下共知。二人既殁，众从其后攘而有之，岂不惜哉！伏望圣慈特赐下诏，辨正是非。褒显琦及一时同列之功，使之明白，以慰士大夫之心。仍乞以臣等章付实录院照会考正，以成信史。诏之当世而无疑，垂之将来而不谬。非臣等之幸，天下之幸！

〔贴黄〕陛下继明以来，如范镇、张述等止是曾于仁宗朝泛泛上章，乞建储贰者，犹已被旌录，独琦手定大策以成大勋，反为攘夺，未蒙辨正褒显，此于朝廷阙典之大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