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帝念儒林之繁会。当天地之交泰。降万乘以爰来。使八方而咸赖。视其鼓箧之地。文在其中。礼于释菜之庭。化行乎外。睿想难踰。精搜典谟。属车连延。辗御陌而后入。翠华容裔。向文囿以前驱。台观惟新。墙垣尽饰。宗伯礼贤以蒇事。司成执经而奉职。端冕旒而䌽仗初立。始驻六龙。发声教而翠华未旋。以行万国。整衣裳之楚楚。习威仪之翼翼。入门而冠剑陆离。布位而貂蝉逼侧。若乃展先师之礼。示后进之人。张国容以贵道。阐文教以尊神。升夫子之堂。所谓以德行。行周公之礼。岂可不躬亲。不然者。何以自谦于至圣。而亲飨于陪臣哉。是以讲学斯陈。德音远播。念月将而日就。各呈材而切磋。龙颜不远。顾探索之惟勤。天步下临。曷斯须之敢惰。云布星攒。周回可观。彼儒风之习习。资睿思以安安。颐指于学海儒林。自因泽及。目击乎雄词丽藻。谁谓才难。恩下育而冬暖。命遐宣而昼寒。济时以勤学为先。居上以易俗称大。俾惰游者咸思于经籍。好勇者亦高其冠带。既而宣化毕。盛礼终。缴素志。播皇风。转龙旂于祥烟之表。返銮辂于瑞气之中。盛矣哉载笔之史。不纪乎教化之宫。

赏罚者，天下之公也；是非者，一人之私也。位之所在，则圣人以其权为天下之公，而天下以惩以劝；道之所在，则圣人以其权为一人之私，而天下以荣以辱。周之衰也，位不在夫子，而道在焉，夫子以其权是非天下可也。而《春秋》赏人之功，赦人之罪，去人之族，绝人之国，贬人之爵，诸侯而或书其名，大夫而或书其字，不惟其法，惟其意，不徒曰此是此非，而赏罚加焉。则夫子固曰：我可以赏罚人矣。赏罚人者，天子、诸侯事也。夫子病天下之诸侯、大夫僭天子诸侯之事，而作《春秋》，而己则为之，其何以责天下？位，公也；道，私也。私不胜公，则道不胜位。位之权得以赏罚，而道之权不过于是非。道在我矣，而不得为有位者之事，则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。不然，天下其谁不曰道在我？则是道者，位之贼也。曰：夫子岂诚赏罚之邪，徒曰赏罚之耳，庸何伤？曰：我非君也，非吏也，执涂之人而告之曰：某为善，某为恶，可也。继之曰：某为善，吾赏之；某为恶，吾诛之，则人有不笑我者乎？夫子之赏罚何以异此？然则，何足以为夫子？何足以为《春秋》？曰：夫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非曰孔氏之书也，又非曰我作之也，赏罚之权不以自与也。曰：此鲁之书也，鲁作之也。有善而赏之，曰鲁赏之也。有恶而罚之，曰鲁罚之也。何以知之？曰：夫子系《易》谓之《系辞》，言孝谓之《孝经》，皆自名之，则夫子私之也。而《春秋》者，鲁之所以名史，而夫子托焉，则夫子公之也。公之以鲁史之名，则赏罚之权固在鲁矣。《春秋》之赏罚自鲁而及于天下，天子之权也。鲁之赏罚不出境，而以天子之权与之，何也？曰：天子之权在周，夫子不得已而以与鲁也。武王之崩也，天子之位当在成王，而成王幼，周公以为天下不可以无赏罚，故不得已而摄天子之位，以赏罚天下，以存周室。周之东迁也，天子之权当在平王，而平王昏。故夫子亦曰：天下不可以无赏罚。而鲁，周公之国也，居鲁之地者，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，以尊周室，故以天子之权与之也。然则，假天子之权宜如何？曰：如齐桓、晋文可也。夫子欲鲁如齐桓、晋文，而不遂以天子之权与齐、晋者，何也？齐桓、晋文阳为尊周，而实欲富强其国。故夫子与其事而不与其心。周公心存王室，虽其子孙不能继，而夫子思周公而许其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。其意曰：有周公之心，而后可以行桓、文之事。此其所以不与齐、晋而与鲁也，夫子亦知鲁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，顾其心以为今之天下无周公，故至此。是故以天子之权与其子孙，所以见思周公之意也。吾观《春秋》之法，皆周公之法，而又详内而略外，此其意欲鲁法周公之所为，且先自治而后治人也，明矣。夫子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而田常弑其君，则沐浴而请讨。然则天子之权，夫子固明以与鲁也。子贡之徒不达夫子之意，续《经》而书孔丘卒。夫子既告老矣，大夫告老而卒不书，而夫子独书。夫子作《春秋》以公天下，而岂私一孔丘哉？呜呼，夫子以为鲁国之书，而子贡之徒以为孔氏之书也欤！迁、固之史有是非而无赏罚，彼亦史臣之体宜尔也。后之效夫子作《春秋》者，吾惑焉。《春秋》有天子之权，天下有君，则《春秋》不当作；天下无君，则天下之权吾不知其谁与？天下之人，乌有如周公之后之可与者？与之而不得其人则乱，不与人而自与则僭，不与人、不自与而无所与则散。呜呼，后之《春秋》，乱邪？僭邪？散邪？

或曰：「孰谓管叔、蔡叔之于周公亲而不贤？不贤不宜封，亲不宜杀。既封而又杀之，于周公为有过哉」！周公相武王，成天下，建亲分地，以固其本。使二叔前有凶德，犹将择贤辅而立之；惟其无咎，如何而不与封哉？不封，则周公失亲亲之道，于仁累矣。天下虐纣日久，变而为周，无有不得其顺者。然二叔元恶自用，不能循先王之法以保其地，惟忠贤是谗，惟纣子是从，周公如何而不诛？不诛，则天下将复其故，文武之业不克世传，其害义亦甚矣。管蔡之诛，周公之义。封与诛，仁且义，周公固无过也。孟子谓：「管叔，兄也，周公，弟也，周公之过，不亦宜乎」！吾谓过周公者，孟子之过与？曰：不然，君子之于兄弟，终于仁而已。吾于是见周公不幸而有过也。周公不享其利，而孟子且过之；身享其利而行周公之事，吾乃知圣人之绝之也。

上问：「唐太宗如何主」？对曰：「陛下当以尧舜为法，唐太宗所为不尽合法度。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，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，不知圣人经世立法，常以中人为制也」。

夫道止于中而已矣，圣人经世立法，非固贬损以中人为制，道固然也。故尧舜禹三圣相授，皆曰「允执厥中」而已。盖立法失中，其过与不及，皆非圣人之道也。

上问：「周公用天子礼乐，有之乎」？对曰：「于传有之」。「然则人臣固可僭天子」？曰：「周公之功，众人之所不能为；天子礼乐，众人所不得用。若众人不能为之功，报之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，此所以为称也。然周用骍而祭，周公以白牡，虽用天子礼乐，亦不嫌于无别」。

周公之所为，皆人臣之所当为也；为人臣之所当为，是尽其职而已。若人臣所不当为而为之，是过也，岂足为周公哉！使人臣皆能为众人之所不能，即报之以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，则朝廷无复有等威矣。故《记》曰：「鲁之郊也，周公其衰矣」。又曰：周用骍，周公白牡，虽用天子之礼乐，不嫌于无别。是犹放饭流歠而问无齿，决为有礼，非通论也。然周公用白牡，见于《明堂位》，所载凡四代之服器，鲁兼用之。白牡，商礼也，夏尚黑，周骍，则鲁兼用也，以是为有别，亦疏矣。

上问张端河北盐议，对曰：「亦恐未可为上言」。韩琦亦有文字，曰：「此事恐须少待，今且当以变通财利为先」。上曰：「但理财节用，亦足以富，如此事不为可也」。曰：「今诸路皆用刑辟榷盐，河北虽榷，似未有妨」。因言：「理财诚方今所先，然人主当以礼义成廉耻之俗为急。凡利者，阴也，阴当隐伏；义者，阳也，阳当宣著。此天地之道，阴阳之理也。若宣著为利之实，而礼义廉耻之俗坏，则天下不胜其弊，恐陛下不能得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」。

取之有艺，用之有节，先王所以理财也。故什一，天下之中制，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。取其所当取，则利即义矣。故曰「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」，则义利初无二致焉，何宣著隐伏之有？若夫宣著为善之名，而阴收为利之实，此五霸假仁义之术，王者不为也。故青苗意在于取息，而以补助为名，市易欲尽笼商贾之利，而以均济贫苦为说，皆此意也。昔哀公问年饥用不足，而有若对曰：「盍彻乎」？孔子之徒其理财盖如此，使后世之士言之，人必以为迂也，非深知先王之道者，何足以语此！

上问如何得陕西钱重，可积边谷。对曰：「欲钱重，当修天下开阖歛散之法」。因为言：「泉府一官，先王所以摧制兼并，均济贫弱，变通天下之财，而使利出于一孔者，以有此也。其言曰『国事之财用取具焉』。盖经费则有常赋以待之，至于国有事，则财用取具于泉府。后世桑弘羊、刘晏粗合此意。自秦汉以来，学者不能推明其法，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」。又因请内藏可出几何，以为均输之本。上曰：「三二百万，或三五百万可出也」。

桑弘羊为均输之法，置大司农丞数十人分主郡国，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，而相灌输。尽笼天下之货物，贵则卖之，贱则买之。是将擅天下商贾之利而取之也。先王以九职任万民，与通货财，商贾之职也。今为法尽笼天下之货而居之，商贾岂不失职乎？余尝考泉府之官，「以市之征布，歛市之不售，货之滞于民用，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，以待不时而买者」。夫物货之有无，民用之赢乏，常相因而至也。不售者有以歛之，盖将使行者无滞货，非以其贱故买之也。不时买者有以待之，盖将使居者无乏用，非以其贵故卖之也，此商贾所以愿藏于王之市，而有无赢乏皆济矣，其法岂与桑弘羊同日议哉！然泉府所以歛货者，以市之征布而已；市之征布，廛人所歛者是也，其歛能几何？以市之征布与市人交易，乃其宜耳。今乃欲借内藏之钱，何也？夫关市之赋，以待王之膳服，此经费也。邦之大用，内府待之；小用，外府待之。大用，谓大故大事也。泉府所谓国事之待用者，特内外府之所待，与夫经费之外者耳。其所用而取具，盖亦可知矣。而谓以是通变天下之用，皆饰说也。

王氏云：「陛下诚能慎察义理，而左右不循理之人，敢为妄言以沮乱政事，诚宜示之以好恶。经或言知、仁、勇，或言仁、智、勇，未有先言勇者，独称汤曰『天乃锡王勇知』者何也？《书》曰：『肇我邦于有夏，若苗之有莠，若粟之有秕，小大战战，罔不惧于非辜，矧予之德言足听闻』。汤以七十里起于衰乱之中，其初为流俗小人不悦，艰难如此，若非勇知，何能自济？所以能自济，尤在于勇。陛下救今日之弊，诚患不可以不勇。今朝廷异议纷纷，小有才而不便于朝廷任事之人者不过数人，亦不必人人有意。但如今朝士不识理者众，合为异论，则举朝为所惑」。

汤之克宽克仁，彰信兆民，故能东征西夷怨，南征北狄怨，非有流俗小人不悦也。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，故以勇知言之。「小大战战，罔不惧于非辜，矧予之德言足听闻」，盖言肇邦于有夏如此。若夫立法造事，不为众论所与，一以力胜之，而能成天下之务，未之有也。

上问：「程颢言不可卖祠部添常平本钱事，如何」？余曰：「颢所言以为王道之正，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；嫂溺援之以手，权也；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万，若凶年人贷三石，可全十五万性命。今欲为凶年计，当以凶岁为之，而国用有所不暇，故卖祠部所剃三千人头，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。若以为不可，是不知权也」。

鬻祠部三千，盖六十馀万缗，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，取之于力，本之民而已。由是得以不蚕而衣，不耕而食，亦取赀于力，本之民而已。故其徒益繁，则其害益甚，是未及赈饥，而先困吾民，以资游手也。先王之时，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积，故凶年饥岁民免于死亡，以其豫备故也。不知为政，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赀，以为赈饥之术，正孟子所谓「虽得禽若丘陵弗为也」。以是为王道之权，岂不谬哉（《诗》云：「谁生厉阶，至今为梗。」）！

上因问：「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，何谓也」？余曰：「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，诚也。诚则于物无所蔽，于物无所蔽则明矣。能学先王之道，以解其心之蔽者，明也。明则外物不能累其心，外物不能累其心则诚矣。人之所以不明者，以其有利欲以昏之，如能不为利欲所昏，则未有不明也。明者，性之所有也」。

诚者，天之道也，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尽也。告子之不动心，岂利欲能昏之哉！然而未尝知义也，未尝知义，非明也。然则所谓明者，非物格知至，乌足与此哉！荆公自谓能不以外物累其心，故其言每以是为至，盖以其未尝知天道故也。

前一日陈升之言：「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升之难为更签书，只总领商量」。余曰：「如此，则合令谁签书」？升之曰：「只谏议与押」。余不答，既起与之同行归厅，余曰：「相公不欲签书制置司文字，何意」？升之曰：「体不便」。余曰：「参知政事恐非参知宰相政事，参知天子政事」。于是升之欲令孙莘老、吕吉甫领局，余与升之提举。余曰：「臣熟思之，此事但可如故，向时陛下使辅臣领此局，今亦只是辅臣领局，有何不可」？升之曰：「臣待罪宰相，无所不统，所领职事难称司」。余曰：「于文反后为司，后者君道也，司者臣道也，人臣称司，何害于理」？升之曰：「今之有司、曹司皆领一职之名，非执政所称」。余曰：「古六卿即今执政，故有司徒、司马、司空各名一职，何害于理」？曾公曰：「今执政古三公，六卿只是今六尚书」。余曰：「三公无官，只以六卿为官。如周公只以三公为冢宰，盖其他三公，或为司马，或为司徒，或为司空。古之三公，犹今之三师。古之六卿，犹今两府也。宰相虽无不统，然亦不过如古冢宰，只掌邦治，即不掌邦教、邦政、邦礼、邦刑、邦事，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。今制置三司条例岂是卑者之事，掌之有何不可」？又云：「制置条例是人主职业，所谓制度也。《礼记》曰『非天子不制度』，臣不知制置条例使宰相领之，有何不可」？

《周官》六卿皆以上大夫为之，而冢宰掌邦之六典。虽掌邦治，实兼总六职，盖教、礼、政、刑、事，皆治之具故也。故冢宰施法于官府，而小宰以六职辨邦治，则其兼总可知矣。故周公以三公为之，盖宰相之任也。未闻有三公为司徒、司马、司寇、司空者，舜曰「畴咨若予采」，盖天下之事无非王事也。故舜自谓「予采」，则凡所以成天下之事，皆天子之职业矣。今之敕令所以诛赏废置，人主之大柄也，亦以有司为之，何止三司一司条例独为天子职业，而使宰相专领之乎？以宰相为有司，于体诚非宜，此但以口给御人，取胜同列，非笃论也。

「凡兴事造业，振救衰弊，诚须临事而惧，若顾恤流俗人情，畏其不安，即不能为周公所为。商人与三监畔，征之三年，若畏人情不安，则必大赦以安之。及事平，乃更迁其世族庶士，居之洛邑，彰善瘅恶，以教训之，初无畏众之意。此所以能制礼乐而成周之太平也。柴世宗一日斩大将樊爱能以下二十七人，以能者代之，当时人情岂得帖然无不安者？古之有为者，上如周公，下如柴世宗，皆不苟畏人情，而但务因循，所以能各随其材分，兴起功业」。

周公东征三年，而东人欲其留，西人欲其归，迁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，使密迩王室以教训之，非厉之也，人情何为而有不安者？柴世宗方用兵讨伐，斩二十七人以正军律，故能有功，非安平无事之时可为也。夫兴造事业，不稽乎众，而欲以辨给胜之，一有异己，则指为流俗，而妄引周公、世宗之事以惑圣听，不亦异乎？

上患内藏、三司见钱少，余曰：「纳绢差多而不知变转见钱，则积日月至于不可胜多。去年三司以斛斗合纳见钱，乃令变转金银匹帛上京。在京已患金银匹帛多于见钱，乃更令送金银匹帛。外方既折纳到见钱，却须要金银匹帛，诸路不免科买；民被科买，至买银一两用钱千七八。此皆有司不知开阖歛散轻重之权所致。鲁公曰：「只为人人皆言诸路若般却见钱，则钱荒不便」。又曰：「王安石常以为今钱不少，然人皆患钱少」。余曰：「假令钱少亦无可患，在唐贞观中米斗数钱，可谓钱少。然其时更为乐岁，人无所苦。唯唐中世用两税法，令百姓以钱为税，然后人始苦钱少。此由责人必变粟帛为钱输官，则人人皆当以粟帛易钱，则不得不以钱少为患。此乃上设法为患，非钱少为患也。今二税令人输粟帛，至今令输钱则取情愿，何由能致人患」？阳叔曰：「于古输诚然，今如官中给赐用钱不少，若斗米五钱，则斗米可折得五钱，官中合用钱，何由办给？则钱少亦不得不以为患」。余曰：「今官司用钱为多者，莫如粮草。若钱少而重，则粮草更不费钱。今近边百万贯，不能籴得百万石米。若斗米五钱，则五万贯足致百万石。至于其他用见钱，亦岂能多于粮草？就令用见钱处多，若钱重自可。如今合赐钱处折以他物，此乃人主轻重之权，何至更以钱少为患」？

二税用钱，故民间以钱少为患。三司以斛斗折钱，何异二税，而不以钱少为患，此何理也？今两税输粟帛皆有常数，若输钱取其情愿，则斗米五钱，所输无几矣，官司岂得不以钱少为患乎？若必令输粟，则是不取情愿，非法也。若不以时直输钱，则民受弊矣，皆不可也。夫钱重则物轻，若用处折以他物，则用物亦多矣。用物多则他物亦恐不足以给也。民之所有，粟帛而已，而钱者，官中所积也。终岁勤动，而斗粟尺帛不过数钱，虽边储百万石可致，其伤农甚矣，而谓钱少不足患，尤非理也。

呈程颢奏：王广渊不当妄意迎合俵粟，乞俵丝钱及折税绢作纳钱，云云。呈孙觉劄子，至「周公时天下已无兼并，又公私富实，故为此法阴相之，不专用此为治」，余曰：「无兼并，又公私富实，尚须此相；民兼并多，民乏绝者众，则此法岂可少？且觉言周公不专用此为治，今岂全废馀事，专行此法」？又读至「周公所以取息者，欲民勤生节用，不妄称贷故也」，余曰：「觉言今法则以为掊利，言周公之法则以为欲民勤生节用，不妄称贷。若说今法之意如说周法，则今法何由致人异论」？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说，以为今法虽未有害，及至后世，必有剥肤椎髓者，余曰：「此周公所不以为虑，而孙觉虑后世乃过于周公，此可谓私忧过计也」。觉所言无理至多，读不至终而止。

《周官》「平颁其兴积」，《新义》曰：「无问其欲否，概与之也，故谓之平」。则俵粟不取情愿，盖其本旨也。故台谏言广渊，不惟不以广渊为罪，乃更以为尽力。夫《周官》所谓平者，岂概与之谓哉？谓无偏陂而已。为是说者，特矫诬先王之法以为己资耳。泉府凡民之贷者，与其有司辨而授之，以国法为之息。盖贷民所以助不给，田不耕，宅不毛，犹使之出农粟里布，则游惰之民自致困乏。与夫实非不给而妄冒称贷者，有司辨之，宜若弗授也。又以国法为之息，则民不轻贷矣。莘老所谓欲民勤生节用，不妄称贷，未为过论也。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资困细民者，初非能抑勒使之称贷也，皆其自愿耳。然而其求之艰，其出息重，非迫于其急不得已，则人孰肯贷也？今比户之民槩与之，岂尽迫于甚急不得已哉！细民无远虑，率多愿贷者，以其易得而息轻故也。以易贷之金，资不急之用，至期而无以偿，则荷校束手为囚虏矣。乃复举贷于兼并之家，出倍称之息，以偿官逋；明年复贷于官，以还私债，岁岁转易，无穷已也。欲摧兼并，其实助之，兴利之源，盖自兹始，而莘老之比作俑者，亦不为过论也。余以谓青苗利害不在愿与不愿，正在官司以轻息诱致之也。孟子曰：「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」。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，行周公之法而无仁心仁闻，是谓徒法，然则周公法、今法，安得不为异？

呈朱越乞小郡，上问朱越，佥取实对，又问越何处人，因甚人说他。余曰：「朱越是江宁人，臣久居江宁，与之相识。言者或以为臣欲差此人知建州，建州地远事繁，无职田，无锡赐，无酬奖。朱越素廉洁有行，居官无败事。又是大卿，比巩申、王秉彝辈只有过之，即无不及。理须与一郡如建州者」。上曰：「闻亦廉介，可惜年老」。佥言其不老，上曰：「若在京，好一见之」。余曰：「虽在京，陛下亦何须见？建州知州自来只是中书差，何足挂圣念。如臣者忠信诞谩之实，陛下乃当审察。若臣诞谩不足信任，便改命忠信之人，付之政事。以天下之大，岂无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」。上曰：「非为如此，只是人言欲考实」。余曰：「陛下每事欲考实，甚善，然所当考实乃有急于建州者」。又曰：「人主防人臣为奸，当博见人，穷理道，考事实。穷理道，考事实，则虽见奸人，无害。博见人，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。人臣为奸，尤恶人主博见人。故李逢吉之党相与谋，以为人主即位，当深防次对官上说」。

荆公每言：「人主博见人，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」。至除朱越建州，则固拒人主，使不得见，此何意也？朱越果材耶，见之何害？果不材，则固拒人主不得见，非蔽欺而何？观其言之彊悖，虽同列不可堪也，况君臣乎？夫君子和顺积中，而英华发外，故暴慢之气不设于身体。于君臣之间狠愎如此，其所养盖可知矣。

上论不尚贤，余曰：「尊尊亲亲贤贤，并用先王之政事也。老子不尚贤，是道德之言」。

《书》曰：「德惟善政」。孔子曰：「为政以德」。离道德而为政事，非先王之政事也。

上曰：「用兵须有名，如何」？余以为无名则不可用兵。上曰：「恐但顾力如何，不计有名无名」。余曰：「苟可以用兵，不患无名，非兼弱攻昧，则取乱侮亡，欲加兵于弱昧乱亡之国，岂患无名？但患德与力不足耳」。

弱昧乱亡之国不足以有其民，而上无政刑，废诛不加焉，而后兼取之，则有名矣，此《书》称汤于桀之时为然也。乃曰「用兵不患无名」，此乃管仲责包茅不入之说耳，王佐不为也。

上曰：「使释老之说行，则人不务为功名，一切偷惰，则天下何由治」？余曰：「如老子言道德，乃人主所以运天下。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，则相率乱俗，陷为偷惰，如西晋是也」。上曰：「乃人主所以运天下，非所以训示众人者也」。余曰：「诚如此。若夫功名爵禄，乃先王所以役使群众，使人人薄功名爵禄，上何以使下？故先王所以运天下，必有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，而未尝示人以薄功名爵禄也」。

圣人，人伦之至也。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间各尽其道，所谓至也，至于其身，为天下用，岂为功名爵禄哉！盖君臣者，人伦之大，为臣义当如此也，故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。人伦明于上，则人知自尽，虽有高明超卓之士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，亦孰敢不为用也哉！先王所以运天下，用此道而已，外是皆谬悠荒唐之说也。夫名位爵禄，天之所以待有德，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。故《书》曰：「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」。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，乃欲以是役使群众，非所以奉天也，盖其学不足以知天，其论每如此。

上曰：「商鞅何尝变诈」？余曰：「鞅为国不失于变诈，失于不能以礼义廉耻成民而已」。

商鞅狭持浮说，以帝王之道干孝公，其术盖本于变诈，尚何礼义廉耻成民之有哉！谓其失不在于变诈，盖亦不究其本矣，故其操术每以鞅为是。

上闻酸枣有升下户入上户，手敕：「如此，则是有免第四等役钱之名，而无其实」云云。于是司农有状乞约束升降，并须约见今等第物力，如或敢将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，务要足约定之数，则官吏并科违制，不在去官赦降原减之限。上以为然，从司农所奏。余曰：「治百姓当知其情伪利害，不可示以姑息。若骄之使纷纷妄经中书御史台，或打鼓截驾，恃众为侥倖，则亦非所以为政。天下事大计已定，其馀责之有司，有不当则罪有司而已。今每一小事，陛下辄再三敕质问，臣恐此体伤于丛脞，则股肱倚辨于上，不得不惰也」。

升降等第最为役法利害之要，平时差役不到下户，今升下户为上户，使之输钱，则贫弱受弊，而上户免役，为法之害，孰大于此？而人主不得质问，质问则以为丛脞，此何理也？尧之时，天下大计已定矣，然而设谤木，询刍荛，岂固示之姑息耶？盖上下之情不通而能审知其情伪利害者，未之有也。必使斯民无所赴愬而后可以为政，则误国多矣。

「吕公著正所谓静言庸违，象恭滔天」。又云：「如陈襄奸邪，附下罔上，虽放流窜殛，自其常分」。又云：欧阳永叔乞致仕，冯固留之，上弗许。余论永叔：「以韩琦为社稷臣，则修为忠良，否则修不免为附丽邪人。故如修辈，尤恶纲纪立，风俗变」。又云：「如此人与一州即坏一州，留在朝廷则专附流俗，坏朝廷政令，留之何所用」？又云：「鲧以方命殛，共工以象恭流。富弼兼此二罪，止夺使相，诚为未尽法」。

自韩、富而下，皆元勋世臣、名儒硕德，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。一有异己，则指为奸邪，待以四凶，诋诬大臣，颠倒邪正，盖自此始也。作俑之祸，抑又甚焉（《杨龟山先生集》卷六。）。

窃见绍兴四年明堂大礼前一日朝太庙，是时太庙景灵宫寓温州，故委提举奉迎所差官行事。今驾幸建康，见修太庙，陛下遭此大故，躬行三年之丧，则前期朝飨之礼，臣谓更当考据经传，使情文相副，以称陛下事亲之心。臣谨按《王制》：「丧三年不祭，唯天地社稷为越绋行事」。《传》曰：「不敢以卑废尊」。《春秋》僖公三十三年《左氏传》：「凡君薨，卒哭而祔，祔而作主，特祀于主，烝尝禘于庙」。杜预以谓新主既特祀于寝，则宗庙四时常祀自当如旧。后世遂以居丧可得，见宗庙则非也。臣尝考之《周官·春官》太京伯之职，掌建邦之天神、人鬼、地只之礼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，若王不与祭，则摄位。《传》曰：「王有故，代行其祭事」。盖《左氏传》言「君薨，卒哭而祔，祔而作主，特祀于寝」，而烝尝禘、四时之祀，自当以有司摄祭而祀于庙也。若作主祀于寝，又烝尝禘祀于庙，是数祭也。又《仪礼·士虞记》曰：「期而小祥，曰荐以常事，又期以大祥，曰荐此常事，中月而禫，是月吉祭」。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以诸侯言之，特祀于寝；以士礼言之，禫而后吉祭；孰谓王者三年之丧而可以见宗庙、行吉祭乎？臣又尝考之《春秋》之经，庄公以三十二年八月癸亥薨，至闵公二年夏五月，适二十二月，在三年之中矣。而闵公以吉礼禘庄公于庙，仲尼讥之，言于《春秋》曰：「夏五月乙酉，吉禘庄公」。《公羊传》曰：「讥始不三年也」。《谷梁传》曰：「丧事未毕而举吉祭，故非之也」。国朝熙宁元年正月，神宗居谅闇，有旨令两制、待制以上至台谏官与太常礼院同详定，今年冬至，当与未当亲行郊礼。议者谓景德二年，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丧，既易月而服除；明年，遂飨太庙，合祀天地于圜丘。臣谓在谅闇，祀天地于圜丘是也。飨太庙之礼，以当时未尝躬行三年之丧，专行以日易月之制，可也。在今日行之，则非也。又仁宗时诏下太常，以九月十二日于太庆殿行恭谢天地之礼，前一日诣太庙。群臣以圣躬始和，三上表请罢谒太庙。其词曰：「且天地念生民之深，时则锡九宸之福。维祖宗怀继统之重，岂欲殚大辂之勤」？矧今陛下行三年之丧，退朝之后，蔬食粗衣，哀伤至矣，乌可犯雾露之气，振舆马之音哉？伏望诏在廷之臣，考古验今，断以圣学，行周公之典礼，质仲尼之《春秋》，去杜预之曲说，使天下之为人子皆知三年之丧，书之史册，为万世法。

临安戎马之后，以某承乏，又当春夏青黄不接之时。月用军粮九千斛，而一斗之直，为钱一千一百，籴买于湖、秀境上。湖、秀非所部，必用见钱实直，故军储之费，月为钱十万缗，又有供大使司二万二千五百缗。前知州侍其傅（一云侍其敷。）创立缪利号，旬设与官廪，给过往、批请之属，又四万馀缗。某待罪八月馀，百姓不输一钱，九县不任其责。专治酒税，检责群偷，遂不乏事。比以罪去，尚有钱十万馀缗，绢二万匹，米二万馀斛。漕司起发过半，然群怨造谤，则至今未已也，况督责酒税，供亿州郡！某在吏部时，相公所指踪也，能行周公之言于今日者，某一人而已。风俗之坏，以敛于百姓者为是，以取诸群偷者为非。必欲一变弊俗，少纾疲瘵之苦者，非相公其又谁望耶？

自古君臣之相遇难矣哉！傅说、伊尹非有高宗、成汤之君，则老死于版筑耕夫之间，无以见于后世；仲尼、孟子以无尧、舜、文、武之主，故崎岖于齐、晋、宋、卫之墟，而终见弃于当日。一身之忧乐穷通非所恤也，所悲者天宇之内焦嗷无告之民不被斯泽，若陨鼎镬、坐涂炭，不能手决西江之馀波而活之。是以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，良有以也。愚观王福畤记唐太宗事，深嗟房、魏不闻圣学，有君如此，而无以启沃其心，且叹君臣相遇之难也。唐太宗以英锐间出之资，甫冠，自晋阳起义师，以取隋之天下。慨然有力追三代之志，不能含忍循袭汉魏之涂辙，俯首下气，甘心为庸常之主。故引房、魏而告之曰：「卿等每进嘉言良策，患人主之不行；若行之，则三王不足四，五帝不足六。朕诚虚薄，然独断亦审矣。诸公若有长久之策，可一一陈之」。又曰：「秦汉而下不足袭也，三代损益，何者为当，卿等悉心以对，不患不行」。又曰：「时难得而易失，朕所以遑遑也，卿等无退有后言」。呜呼！太宗下问群臣之言可谓至矣，求治之心可谓切矣。房、杜之徒既无以为对，而魏玄成又以《周书》为言，是以太宗有「不井田，不封建，不肉刑，不可行周公之道」之语。夫人存政举，人亡政息，《周书》，姬公为治之具也，守此糟粕，果足以为姬公乎？三王欲四，五帝欲六，疲精劳神于刑名度数之间，果足以至之乎？损益三代而以区区之己意，果足以为权度乎？太宗之问不谓不切，而房、魏之徒不可谓不负其君也。今以数寸之规矩而能尽天下之方圆，数尺之绳准而能尽天下之曲直。况先王所以端本抚世，风动四方，固必有要道矣。为房、魏者胡不告以治国、治天下本于脩身、齐家，脩身、齐家本于正心、诚意，正心、诚意在于格物致知？使太宗能行斯言，则三王诚可追而四，五帝诚可跻而六。用此以治天下，则姬公犹存于今日。持此以为权度，则损益三代而不差。圣人之道由兹而后行，三代之风由兹而复见，则夫太宗之所以为太宗，岂独贞观而已。不然，舜舞干戚而有苗格，孔子之「动斯和，绥斯来」者果以何道而致之哉！使王仲淹不死，而遇太宗之问，犹恐不能发圣人之关键，探圣学之渊源而开导之，况其所谓房、杜、魏、温乎！况其所谓仇、程、董、薛乎！是皆斯文不传，学者无所宗承，而至于斯也。然而不能辅太宗为尧舜，跻有唐于三代，此固房、魏之罪也。后世之主视太宗贞观之治邈不可及，使生民不睹前日全盛之时，而安乐于畎亩之间者，果谁之罪耶？世必有任其罪者，哀哉！

善者知其为善，恶者知其为恶，虽涂之人皆能焉。试举周公、孔子、飞廉、恶来革以语于众，今汝于此孰慕欤？则必曰周公、孔子所愿学者也，闻飞廉、恶来革则怒骂而耻道之。然观其所为，有不若飞廉、恶来革者鲜矣。飞廉、恶来革亦岂不知善为可慕欤？惟失其性也，则卒陷于恶而不自悔焉。子思尝论所以为性者曰诚，而舜则知所以执之者曰一。盖天地之中，而非一不足以执之。舜以有所尝闻于尧者以告禹，盖未有不由是而能为圣贤者焉。士果欲其言周公、孔子也，其行周公、孔子也，其可舍诚与一哉？夫不存乎诚则伪矣，不持之以一则其德二三矣。观其言则是，考其行则非，燕子之以成其篡，王莽以文其奸，刘炫、蒋钦明之徒以肆其欺，犹黄帝之五兵小人挟之则惟盗而已。国朝论君子，皆曰温国司马文正公。文正公者，周公、孔子之徒也。予友杨子尝曰：「文正公，吾师也」。自名曰景温，可谓知所慕矣。予恐慕其言而已，因告之文正公之所守者曰诚曰一，苏子瞻盖尝云尔，故字之曰诚一。

元魏关子明，《易》老师也，其言兴衰如龟兆。然彼关子何以知之？盖以《易》而知之。故自黄初之年八十四，更八十二期，三百岁，六十有六焉，曰：「道之行乎此时也，如见用者。王道其振乎」！关子深于《易》，灼知后此事，逆期如此。彼孔子者深于道者也，孔子而有不知乎？凡孔子指诸侯，言大夫十世之失，可以胜残，可以去杀，可以有成，百年三年之期，非故知也，生而知之也。由孔子而视关子，关子不亦凿哉？北齐祖孝徵，名臣也，有所不言，言未尝不證，国人是之，神武亦是之。即日议三十六事，他日比事，无事不合。今岁议事，无岁不合。孝徵之智长于料事，预期如此，况孟轲命世者也？轲之道岂孝徵之徒欤？凡孟氏言什一之制可以用，周公为政可以师，文王名世之可以兴，王者自何待来年？或及于七百有馀岁，或远或近，非诬也。君子之言安可诬也？由孟氏而论祖氏，祖氏不亦少哉？兹承问以圣贤于事，非故言之，皆逆知之，首以孔孟之徒，以次及王通、公孙弘，皆能言国之长短兴衰。愚以为圣人之权，是权之于道，道无所不知。智人料事，料出于智，智蹶则败矣。孔孟者，以道权者也。孔子论胜残去杀，久则百年，至有成止三岁而已。非久近不伦也，盖当其时，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，此非圣人百年用其力，能正之乎？故胜残者非百年不可。若夫正其君臣，比其父子，岁月可也。故三年有成，犹周制三年小成之类也，孔子之见卓矣。孟子论行周公什一不待来年，论行文王之政岁更六七，亦非久近不伦也。孟子，周臣也，所仕之国，周国也。仕周之国，行周之制，非今不可哉？若当时诸侯则去文王盖远矣，如五七岁有不忍人之政，亦当时之文王也。故曰是文王而已，犹传所谓桓文汤武之类是也，孟子之见亦卓矣。呜呼，孔孟以道权事，故当时后世无不可知之事。事不足以权，道虽知之，有不可行之权，如礼乐征伐，诸侯十世，大夫五世，希不失矣。孔子伤其渐云耳，由辨之不早辨也。不然，周之盛时，天子庙，诸侯贡，大夫供职，孔子何不非乎？凡王者之兴不踰五百岁，至周七百有馀，其数则过也。孟子伤其事云耳，可以见而未之见也。不然，五百岁而无王者，则尧、舜、禹君臣也，而并文、武、周公父子而处，孟子何不非乎？至于后世公孙弘、王通之徒，猎孔孟之学以自名，其料事于智似矣，不可与之言智也。弘之言曰：「期年而变，三年而化，五年而定」。夫周公作周数世矣，犹有商顽至于数世。天保定矣，如此其难也。五年而定，周公所难，弘所易，弘言可信乎？王通曰：「十年平其盗，富之和之，三十年礼乐可具」。传曰：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兴，礼乐出于富和，是何礼乐之易也？必以富乎，钟鼓云乎哉？玉帛云乎哉？通以为言，通言可信乎？由是言之，则事权于道，道无不知也，孔孟以之。事出于智，智蹶则败也，二子以之。虽然，圣人之言以道权事，其始隐隐，一日而白，岂不如日月然矣乎？其弊也，诸儒若淫巫瞽史，且立徵兆，若曰：「五稔之后，陈氏必败；十世之后，齐莫与京」。如是当黜之，黜之何由？曰非道。

某闻：千里之马，困于盐车，顾伯乐而一鸣，立能为之增价；寒谷之间，不生五种，邹衍为之吹律，坐令和煦生春。士之遇合于时，有如此者。乡令寒谷不遭邹衍，伯乐不值盐车，马亦不鸣，谷寒如故，毙于车下，废为不毛，理所当然，知复何憾！幸而二子其力足以感气致和，其识足以空群拔骥。而我未免盐车之厄，处幽阴之地，适当其会，不能顿颡求伸，废弃于时，亦其分也。士当圣天子大有为之秋，其才虽不足以一日千里，至其自许，犹不秪于驽骀，然方困顿车轭之间，谷于穷寒之地，有大君子以道光明于时，开物之功，鉴裁之亮，非直孙阳、邹衍比也。又耻一民不被其泽，乐汲后进而为之吹嘘，不为一鸣，何以自见，以求脱于困穷之地？此某所以三日斋、五日戒，膝行而进，而求谒于典客之前也。某，东嘉之鄙人耳。大父某官于先太师复有齐年之旧；先父亦阶科级，不幸蚤弃诸孤。先祖之终，家门寥落甚矣。自惟颛蒙小丑，曾无足以接先武之后，箕裘之事不免无师，独学无所依归，终窭且贫，不免求仕。乡者奉祠窃食，信为蠹耗太仓；居间得以读书，要为一身之幸。家有老母，望切倚门，窃思有以荣亲，其途未之得也。仰惟某官以仲尼之文，行周公之事，吐握下士，乐就成之，一介之微，非所捐弃；士蒙一眄之遇，则能立去穷途，暖律回春，价增十倍，未足为拟也。为身之计，舍门下何归乎？踊跃陈书，惟某官财择，大幸。蚤□□□。

某闻自古君相之用人，有所谓一定之法，有所谓一时之权。受一命者当为此官，历再任者当授此职，先后小大，因其资格，而不容毫发之私，此法也。才足以办此事，则与以是官，功足以当此赏，则加以是秩，进退予夺，因其能否，而初无绳墨之拘，此权也。盖法者所以处常才，而权者所以待非常之才。一于任法，则贤愚同滞，真才实能之人或有遐遗。一于从权，则能否杂遝，侥倖奔竞之徒得以滥进。是故圣君贤相兼此二柄，以网罗天下之士。立一定之法，付之有司；操一时之权，归之宰相。进退百官，惟人才是用，岂若有司规规然循守三尺为哉？况君相所行，即为一代之法。若曰甲也不当为此官，未可以骤进，乙也未尝为此职，不可以躐等，较其考任，循其流品，次第而用之，亦不过一大有司耳，宰相进退百官之权，不已轻乎？唐之常衮惩元载之弊，杜绝请谒，一切格以公议，故无贤不肖之辨，当时以为濌伯，而不以为能。崔祐甫惩常衮之弊，荐举惟人，不自疑畏，未踰年除吏八百，多其亲旧，当时以为谐允，而不以为私。盖宰相以至公取士，为天子得人，茍避嫌畏讥，不敢一毫轻重于其间，而曰有法存焉，岂不失天下士乎？恭惟某官致君泽民，存伊尹之心；礼贤下士，行周公之道。朝则服台衮，坐庙堂，以图谋天下之治；暮则归私第，开东閤，以招延天下之士。士有高才绝识，或沉于下，相公必越次而进用之。寸长片善，或适于用，相公必兼收而并蓄之。故天下之士莫不激昂奋励，奔走欢呼，争赴功名之会。顾如某者椎鲁无用之躯，亦且踊跃自喜，愿归造物之炉。伏念某，宗室子也。先人南渡以来，侨寓江浙，家徒四壁立。某自弱岁诵诗读书，为进取计，萤窗雪牖，朝齑暮盐，盖饱历而备尝之，膏粱之习，梦寐所无也。岁在辛未，兄弟同登儒科，叨窃一官，垂二十年矣。向来改秩，得邑江之德化。仰惟吾君吾相，爱养元元，为县令者固当宣上意而承休德。三年之间，疲精竭力于簿书狱讼之际，不敢怠忽。以至催科常入之赋，应办不时之需，亦无废事。当路者误以为能，荐之于朝廷，某敢自以为能哉？相公之心如止水明镜，某之能否，固不逃知人之鉴也。某虽无高才绝识，仰裨山海，亦岂无寸长片善，备竹头木屑之用乎？相公方以权用人，故持是说以进。若曰某之才能不及于中贤，格又拘于定制，不足以膺非常之选，俾退而从有司之法，某尚何言哉？进之退之，惟相公命。

或问：《春秋》之作何为乎？曰：《春秋》者，扶天理、遏人欲之书也。《春秋》，鲁史尔，圣人从而修之，则其所谓扶天理、遏人欲者何在？曰：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，若有恒性，而绥猷之责，后实任之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达而在上，所以植立人极，维持世道，使太极之体常运而不息，天地生生之理常发达而不可壅者，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。周辙东，王迹熄，政教失，风俗坏，天命之性、率性之道、修道之教不立，几若与之俱泯灭而不存焉。君臣之道不明也，上下之分不辩也，义利之无别也，真伪之溷淆也，诸侯僭天子，大夫僭诸侯，世莫知其非也。臣弑君，子弑父，强并弱，下篡上，而世莫知其乱也。其所为之事尽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，世莫知其不然也，孰能拨乱而振起之！幸而孔子至圣，不得其位，心虽切于救世，而绥猷之责不在，何补于世之治乱耶！若六经之书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诗》以理性情，《书》以道政事，《礼》以谨节文，《乐》以宣和畅，《春秋》尤以谨严为先，以为载之空言，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故鲁史之所书，圣人亦书之，其事则同，其义则异。鲁史书其君臣之义或未明也，而吾圣人则明之以君臣之义；鲁史书其上下之分或未正也，而吾圣人则正之以上下之分；兄弟之伦未立，长幼之序不存，而吾圣人则正之存之，以至辩别是非，予夺可否，使大义不至于溷淆也。其大要则主于扶天理于将微，遏人欲于已肆，故曰：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膺戎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或者谓《春秋》不过空言尔，而其功配于抑洪水、膺戎狄，岂非以作《春秋》之心，尤有大于放龙蛇、驱虎豹之功者乎？故曰：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以人心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，恻隐发于吾心，而是非公乎天下。世之盛也，天理素明，人心素正，则天下之人以是非为荣辱；世之衰也，天理不明，人心不正，则天下之人以荣辱为是非。所谓乱臣贼子恣睢荡跌，放人欲以灭天理者，岂其悉无是非之心哉！故虽肆意所为，莫之或制，而其心实未尝不知其非，而恶夫人之议己，此其一发未亡之天理，不足以胜其浸淫日滋之人欲，是以迷而不复，为而不厌，而其所谓自知其非者终自若也，则其心未尝不欲变乱天下之是非，以托己于莫我议之地，既上幸无明君之正法以定其罪，而又幸世教不明，人心不正，习熟见闻以为当然，曾莫有议其非者，则为乱臣贼子者又何幸以逃其罪耶！故唐虞三代之上，天理素明，人心素正，是非善恶之论素定，则人为不善者有不待刀锯临、刑罚加，自几若无托身于天地间矣。时至春秋，周室大乱而世衰，圣王不作而道微，天理不明，人心不正，是非善恶之论几于废置，然后乱臣贼子始得以自容其奸，不特礼乐法度之拘而已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也，要亦明是非之理，以诏天下与来世也。是以人心之公理，圣人因而明之，所谓笔则笔、削则削，乱臣贼子闻之，固将不惧于身，而惧天下后世之议，不惧刀锯斧钺之临，而惧倏然有能正其罪者，以人欲日滋之际，而惧天理一发未忘之时。孔子作《春秋》之功，顾不大乎！孟子断然以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，使先王之纪纲法度超然复振于世，而人心天理之尚存。不然，颠倒错乱，贸贸不明，三极果何恃而立乎！此孔子作《春秋》所以有功于万世也。与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说，以《春秋》之作乃赏善罚恶之书，所谓天子之事者，谓其能制赏罚之权而已。夫谓天子之事止于制赏罚之权，而绥猷修道之责乃不暇问，则是刘汉以后之天子，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。为是说者不惟不知《春秋》，抑亦不知所谓天子之事也。彼徒见《春秋》一书或书名，或书字，或书人，或书爵，或书氏，或不书氏，于是为之说曰：书字、书爵、书氏者，褒之也；其书人、书名、不书氏者，贬之也。褒之，故予之；贬之，故夺之。予之，所以代天子之赏；夺之，所以代天子之罚。赏罚之权，天王不能自执，而圣人执之也。所谓章有德、讨有罪，圣人以自任也。夫《春秋》，鲁史也；夫子，匹夫也。以鲁国而欲僭天王之权，以匹夫而欲操天王之柄，借曰道之所在，独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！夫子本恶天下诸侯之僭天子，大夫之僭诸侯，下之僭上，卑之僭尊，于是作《春秋》，正名分，而己自蹈之，将何以律天下之不法者！圣人宜不如是也。盖是非人心之公，不以有位、无位而去取之也。故夫子得以鲁史明是非赏罚也。天王之柄非得以自执也，得以假鲁史以寓是非赏罚之道也。赏罚之道，人心之公所在，而岂位之所在乎！或曰：夫子之为是也，非以鲁之重信义、崇礼教，可以变而至道也，是以托诸鲁史，以寓赏罚之权也。故其赏之也，非曰吾赏之，鲁赏之也；其罚之也，非曰吾罚之，鲁罚之也。鲁，周公之后，圣人之祚嗣之。以是非赏罚之权而予之于鲁，鲁亦不敢肆意而任之，则鲁乃周公之后，故予之也。以周公之后而行周公之典礼，以周公之典礼而欲行之诸侯、大夫，或者其庶几乎！此圣人意也。圣人以匹夫之微，不得擅天王之赏罚；鲁以诸侯之国，其可以擅天王之赏罚乎？鲁不可以擅天王之赏罚，夫子乃推而予之，则是夫子为其实，鲁独受其名，吾知夫子必不敢以自僭也。大抵学者之患，往往在于尊圣人太过，而不明乎义理之当然，意欲尊圣人，而实非所以尊之也。夫子告颜渊以四代之制不见诸用，而寓其说于《春秋》，此皆一切谬妄之论，其大要皆主于以礼乐赏罚之权为圣人自私之具矣。夫子之所以告颜氏者，亦谓其得志行道则当如是，岂有德无位而修当时之史，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？夫子，鲁人也，所修者鲁史；其时，周也，所用者尊时王之制，此则圣人之大法也。谓其修《春秋》之时，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，变时王之法，兼四代之制，不几于诬圣人乎！学以知道为本，学不知道，妄相传袭，害义伤教，于是为甚。后之观《春秋》者，必知夫子未尝以礼乐赏罚之权自任，而后可以破诸儒之说；诸儒之说破，而后吾夫子之所以修《春秋》者可知矣。孟子所谓「天子之事」者，从可识矣，庸非后世所当法乎！

《春秋》之作何为乎？曰：《春秋》者，扶天理而遏人欲之书也。《春秋》，鲁史尔，圣人从而修之，则其所谓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？曰：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，若有恒性，而绥猷之责，则后实任之。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，所以植立人极，维持世道，使太极之体常运而不息，天地生生之理常发达而不少壅者，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。周辙东，王政息，政教失，风俗坏，修道之教不立，而天命之性、率性之道，几若与之俱泯泯昧昧而不存者，君臣之道不明也，上下之分不辨也，夷夏之辨未明也，长幼之序未正也，义利之无别也，真伪之溷淆也，诸侯僭天子、大夫僭诸侯，而世莫知其非也。臣弑君，子弑父，强并弱，下篡上，而世莫知其乱也。其所施为，尽反王制，而失人道之正，而世莫知其不然也。孔子虽圣不得位，则绥猷修道之责，谁实尸之？然而不忍绝也，于是以其明天理、正人心之责而自任焉。六经之书皆所以垂世教也，而《春秋》一书尤为深切，故曰「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」。鲁史之所书，圣人亦书之，其事未尝与鲁史异也，而其义则异矣。鲁史所书，其于君臣之义、上下之分或未辨也，而吾圣人则一正之以君臣之义、上下之分。内外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，长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，义利之无别也吾别之，真伪之溷淆也吾明之，其大要则主于扶天理于将萌，遏人欲于方炽而已，此正人心之道也。故曰：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惩荆舒，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孔子成《春秋》不过空言尔，而其功配于大禹及周公，则岂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于放龙蛇、驱虎豹之功乎？故曰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何者？人性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，恻隐发于吾心，而是非公乎天下。世之盛也。天理素明，人心素正，则天下之人以是非为荣辱；世之衰也，天理不明，人心不正，则天下之人以荣辱为是非。世之所谓乱臣贼子，恣睢跌荡，纵人欲以灭天理者，岂其悉无是非之心哉？故虽肆意所为，莫之或制，而其心实未尝不知其非。而恶夫人之议己，此其一发未亡之天理，不足以胜其浸淫日滋之人欲，是以迷而不复，为而不厌，而其所谓自知其非者终自若也。则其心未尝不欲紊乱天下之是非，以托己于莫我议之地。既上幸无明君为之正王法以定其罪，而又幸世教不明，人心不正，习熟见闻以为当然，曾莫有议其非者，则为乱臣贼子者，又何其幸之又幸邪！是故唐虞三代之上，天理素明，人心素正，是非善恶之论素定，则人之为不善者，有不待刑罚加之，刀锯临之，而自然若无所托足于天地间者。世衰道微，天理不明，人心不正，是非善恶之论几于倒置，然后乱臣贼子始得以自容于天地之间，而不特在于礼乐征伐之无所出而已也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要亦明是非之理，以诏天下与来世而已。是非者，人心之公理，而圣人因而明之，则固自有犁然当乎人心者。彼乱臣贼子闻之，固将不惧于身而惧于心，不惧于明而惧于暗，不惧于刀锯斧钺之临而惧于倏然自省之顷，不惧于人欲浸淫日滋之际，而惧于天理一发未亡之时，此其扶天理、遏人欲之功顾不大矣乎？孟子断然以为有一治之效，盖具有见乎此矣！使先王之纪纲法度既已荡然不存，天子之礼乐征伐既已不能自制，其所恃以仅不泯者，独有人心是非之公理耳。而又颠倒错乱，贸贸不明，则王极果何恃以立，人道果何恃而存乎？此固《春秋》一书所以有功于万世也。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说，遂以《春秋》之作乃圣人赏善罚恶之书，而所谓天子之事者，谓其能制赏罚之权而已。夫谓天子之事止于制赏罚之权，而绥猷修道之责乃不暇问，则是刘汉以后之天子，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。为是说者不惟不知《春秋》，抑亦不知所谓天子之事也。彼徒见夫《春秋》一书，或书名，或书字，或书人，或书爵，或不书氏，或书氏，于是为之说曰，其书字、书爵、书氏者褒之也，其书名、书人、不书氏者贬之也。褒之故予之，贬之故夺之。予之，所以代天子之赏；夺之，所以代天子之罚。赏罚之权，天王不能自执，而圣人执之，所谓章有德、讨有罪者，圣人固以自任也。《春秋》鲁史也，夫子匹夫也，以鲁国而欲以僭天王之权，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，借曰道之所在，独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？夫子本恶天下诸侯之僭天子，大夫之僭诸侯，下之僭上，卑之僭尊，为是作《春秋》以正名分而已，自蹈之将何以律天下？圣人宜不如是也。盖是非者，人心之公，不以有位无位而皆得以言，故夫子得以因鲁史以明是非。赏罚者，天王之柄，非得其位则不敢专也，故夫子不得不假鲁史以寓赏罚。是非道也，赏罚位也，夫子者道之所在，而岂位之所在乎？或曰：夫子之为是也，非以私诸己也，夫子以鲁有可以变而至道之质，是以托诸鲁以律天下之君大夫。其赏之也，非曰吾赏之也，鲁赏之也；其罚之也，非曰吾罚之也，鲁罚之也。鲁，周公之后而圣人之祚嗣也，赏罚之权，天子不能以自执，推而予之于鲁，鲁亦不能以自有，推而本之于周。周之典礼，周公之为也，以周公之后而行周公之典礼，而律天下之君大夫，或者其庶几乎！此圣人之意也。且夫夫子，匹夫也，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赏罚。鲁，诸侯之国也，独可以擅天王之赏罚乎？鲁不可以擅天王赏罚之权，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，则是夫子为其实，而鲁独受其名，夫子不敢以自僭，而乃使鲁僭之，圣人尤不如是也。大抵学者之失，往往在于尊圣人太过，而不明乎义理之当然。于是过为之论，意欲尊夫子而实背之。或谓兼三代之制，其意以为夏时商辂周冕韶乐，圣人之所以告颜渊者，不见诸用而寓其说于《春秋》，此皆一切缪妄之论，其大要皆主于以礼乐赏罚之权，为圣人自私之具尔。夫四代礼乐，孔子之所以告颜渊者，亦谓其得志行道则当如是尔，岂有无其位而修当时之史，乃遽正之以四代礼乐之制乎？夫子鲁人也，故所脩者鲁史；其时周也，故所用者时王之制。此则圣人之大法也。谓其于修《春秋》之时而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，变时王之法，兼三代之制，不几于诬圣人乎？学者学不知道，妄相传袭，其为伤教害义，于是为甚。后之观《春秋》者，必知夫子未尝以礼乐赏罚之权自任，而后可以破诸儒之说。诸儒之说既破，而后吾夫子所以修《春秋》之旨，与夫孟子所谓天子之事者，皆可以得而知之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