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操能注兵法，而不能谕于其子。赵括能读父书，而不见许于其父。兵家之变，又岂可以言传而迹窥也哉？李靖佐李孝恭平萧铣，靖请乘水传垒，以为必擒。及叩夷陵，铣以惶骇，而其败军之将，适屯清溪，靖乃以为不可击，孝恭击之，果以败还。贼委舟散掠，靖视其乱，击而破之，孝恭继进，铣遂以降。夫图铣一事也，始而曰必擒，中而曰不可击，终而击，其说三变，而无一不酬。知此，则韩安国、淮南王之说可得而判矣。李德裕之在剑南也，追咎韦皋招徕群蛮之策，以为召寇之端；抚纳蕃将悉怛维州之降，以为制敌之要。夫剑南一方也，群蛮之来，悉怛之至，大略相类，一以为召寇，一以为制敌，而君子两是其说。审乎此，则耿国、柳浑之说可得而知矣。故孙武以兵为书，而曰「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」；霍去病以兵为事，而曰「何至学古兵法」。诚以兵家之变，在于机缄识略之相符，非可以言传而迹窥也。然则高祖之前料，子房之决胜，夫岂偶然而已哉？尝观石勒素不知书，听读《汉书》，至食其立六国事，抟手惊曰：「此法当失，何以得天下」？及至张良借箸之说，则曰：「赖有此人耳」。以是知高祖辍饭吐哺之时，岂无见乎其事之机而惟良之为信者？后世书生，以陈迹臆见断天下之成败者，岂不贻笑矣哉？若夫宣帝之使单于慕义，郭子仪之使回纥下拜，此其诚之所感，则又进乎兵矣。